简论批判理论的话语分析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思想流派.它始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后经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壮大.批判理论的话语分析以“意义”和“价值”为中心,将批判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深入至个体的文化心理.经过批评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批判话语分析这几大流派的发展,批判的意义由仅为“求真”拓展到兼顾“求善”.如何将这种更丰富的批判认知旨趣应用于实际的文本中?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话语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分析策略与工具.     

从批判误区到认同与批判、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正确对待全球化冲击下的传统文化

“五四”与“文革”在批判传统文化上的误区主要表现为盲目西化与全盘否定。在全球化不断冲击我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与价值体系的今天,借鉴两次文化变革中所出现的批判误区,加强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将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创造面向世界的,现代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刻不容缓的大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哲学批判的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早期以宗教批判为中心较为系统地阐述宗教基本理论的重要文章。通过对宗教的哲学批判,马克思指出了三位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在宗教批判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无论施特劳斯的“集体意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还是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本质上都是把上帝和神置换成了思辨概念。马克思以实践哲学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哲学批判的超越,深刻揭示了宗教和人的本质,提出了宗教产生的阶级根源,阐明了宗教批判与人类解放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论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四种批判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包含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批判,即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科学性的批判、以价值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理性化的批判、以原始性为标准的对于形而上学之派生性的批判,以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对象的对于所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共同性的批判。第一种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后三种批判皆为站在形而上学外面对于形而上学的外在的批判。认真总结对于形而上学的诸种批判,我们不仅能得到关于“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启示,还能得到关于“哲学”这一学科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启示。     

现代性批判与超越的尝试--评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胡国亨认为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主要是由西方智性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造成的。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及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 ,胡国亨提出了“大孔子学说”,藉以纾缓人类的生存危机。本文认为 ,胡国亨对西方文化的跨学科、多视角批判是理性而深刻的 ,对我们全面认识与评价西方文化及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困境的设想 ,“大孔子学说”却陷入了以纯意向为出发点的乌托邦之中。     

《扎根》：艰难而荒谬的身份认同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忆、表现或批判“文革”历史,很长时期内都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韩东的小说《扎根》通过描写陶培毅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从个人对“文革”身份体系的认同角度,探讨了“文革”对个人的伤害与影响。     

“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再批判”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清除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并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是以现代化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依据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以至于产生了“现代性焦虑”和意义生活的丧失。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论转向有利于从微观领域颠覆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应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对“日常性”和“非日常性”进行双重批判,以建构一种能够不断自反的现代性。     

中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困境

中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始于50年代初期,前后持续了近30年。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已近50年。以“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为分水岭,这50年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局限于用经典著作和革命领袖的有关语录来诠释和论证学术与政治、自然科学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本身是否有阶级性等问题,基本倾向是政治大于学术。后一阶段在理论上、方法上和研究内容上逐渐拓宽了视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我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研究仍然面临着困境。许多因素都阻碍了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罗伯特·布伦纳对斯密主义的批判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诸多解释中,始终存在一种试图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庭抗礼的传统,即“斯密主义”解释。“斯密主义”将分工、贸易、城市等的起源等同于资本主义起源,将分工视为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从而将资本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自然性和超历史性的客观定律自然发展的结果。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梳理了斯密主义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即亚当·斯密的商业化模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分工模式”,以及斯威齐的“贸易根源说”与沃勒斯坦的“分工动力说”,批判其将商业贸易和市场等经济因素视为社会过渡的核心,以致忽视了社会财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布伦纳以对亚当·斯密的总结和剖析为始,以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两种模式的继承与批判为核心,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复苏的斯密主义的再批判,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由表及里的解构。他主张,只有在批判斯密主义永恒真理的基础上,把握好马克思传统中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     

论大学对社会的批判

大学是一个时代的智力良心,对社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伦理责任。以人格独立为标志的大学的成熟是大学批判精神产生的基础。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和建设性的、理性的批判是其社会责任的核心。这一责任具体体现为现代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对“至善社会”的追求。     

从理想的批判到现实的批判——试论康德与马克思关于"批判哲学"的区别及其理论意义

马克思哲学和康德哲学都会被学界称之为“批判哲学”,但二者的“批判”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用意。二者哲学的内在联系表现在马克思将康德哲学对“理想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而其主要差别在于“批判”的本意、对象、目的、方法及结果的不同。通过比较,才能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胡适红学范式批判

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都需要批判精神。这里所谓的“批判精神”，不是指特殊意义上的“革命大批判”，而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变革，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前人和今人的既定学术理论，努力寻找其中的理论“空白”，从而促进学术事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不断跃上一个个新的台阶。这种批判精神，是科学发展必然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术进步的真正驱动力。对于红学来说，运用这种批判精神重新审视一下胡适范式的框架体系，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不合理部分，以推进其健康发展和不断繁荣，或许不无现实意义。红学史广，第一个运用托马斯·库…     

论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

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历来极富争议。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认为该批判无效,理由是它所依赖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科斯嘉等人的论断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未理解黑格尔提出的循环论证批判是以空洞性批判的另一要素即伦理偶然性批判为前提。此外,虽然“定言命令式”涉及康德的“人性”概念,但是由于“人性”在康德那里只是被“消极地设想”,缺乏历史实践的教化环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人性”概念仍然不能使“定言命令式”免于一种空洞性。     

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论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话语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引人注目,它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引起了人们的诸多争论。这种争论表明,划定两者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阐扬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点、以社会关系为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具有当代意义。     

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论析——以马克思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为中心

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43年年底,为了回应普鲁士政府的保守政治,布·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把宗教批判进一步拓展为“纯粹批判”,寄希望通过对群众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指出,其“纯粹批判”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或“精神”,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实质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向康德费希特主义立场的后退。鲍威尔通过精神批判提升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一种缺少现实内容的主观主义自由。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实质的意义上增进人的自由,不能寄希望于个体的“善良意志”和“普遍的自我意识”,而是必须改造现代市民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鲍威尔“纯粹批判”哲学的争论,反映了黑格尔的弟子们是向后退回到康德费希特主义还是向前发展黑格尔主义来实现个体自由的差别。     

“文革”期间写作班子的笔名

“文革”期间，能搞革命大批判的笔杆子上升很快，几大著名的写作班子，如梁效、石一歌、洪广思、唐晓文等，文章都是具有战斗动员令的“时代号角”。所以，当年民间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批判的方式

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于所谓“文人”,便是一种文化人格的重建。我十分重视张承志近年所做的努力。对民族人格的大滑坡,对所谓“文人”文化人格的萎缩,张承志固然有激烈的批判,但也并未止于单纯的批判,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求着重建理想的人格模式的资源,企求给中国当代文化注入一种新的血液。《心灵史》是在寻找一种精神,而《清洁的精神》等散文,则是从民族的早期,从司马迁所描绘的刺客等人身上,寻找一种品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原则演进的思想史逻辑及路径

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批判。这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思想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始终。像之前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一样，他们试图通过宗教批判，将异化为天国的“神圣世界”还原为人间的“世俗世界”，把“神性”还原为“人性”，以彰举“世俗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在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原则也历经演化，呈现出由“宗教是团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到“宗教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观虚构”，再向“宗教是‘类’本质的自我异化”演进的逻辑特征。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逻辑所展现出来的“滤洗”基督教教条中的超自然成分、否定基督教历史的一般合法性和颠覆神圣世界的理性支柱，亦即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的激进历程，不仅为青年马克思走向科学的宗教批判开辟了道路，而且为青年马克思由“宗教批判”经“社会-政治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