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学无用论”──兼谈史学的社会功能

评“史学无用论”──兼谈史学的社会功能肖宏发自从１９８４年史学界刮起“史学危机”之风以来，“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的存在至今已十年有余。先是经济改革造成严重的脑体倒挂，出现知识贬值和读书无用论。史学研究过去，与现实相去太远，被“誉”为老古董，其...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王先明当１９８６年聚集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家们正式揭橥“社会史”研究的旗帜时，人们还未曾真正从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去评判它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史学家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学危机”的感叹中，“开展社会史研究则是开创史学研究...     

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

中国封建史学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继宋而起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统治全国的朝代。对于比自己先进发达得多的汉族文化,元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统治政策,“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元代的史学亦既是宋代史学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保持了本身的一些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内掀起了二股思潮,一股是重视史学鉴戒教育作用的鉴戒史学思潮,另一股是围绕辽、金、宋三史编修义例而展开的关于史学正统观念的大辩论思潮。这二股思潮的出现,对整个元代史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元代屡设史馆诏修辽、金、宋三史,修订累朝实录,汇编《元典章》、《经世大典》等都与史学内部、特别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     

元代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征——读周少川先生著《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统一、多民族的大帝国。蒙古统治者在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东欧拜占庭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 ,其文化也具有开放、多元的特点。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元代史学 ,自然也有着鲜明的个性 ,从而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 ,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对元代史学的研究用力不够 ,对其所蕴涵的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特征、积极成果和优秀遗产 ,一直缺乏深入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 ,周少川…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试论元代道教史籍 --兼论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元代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各具特色,从侧面体现出元代道教发展轨迹。建立“道教史学”体系乃是逻辑的必然,对道教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觉精神与社会进步──以《史记》为例的研究与思考

《史记》之不朽，是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是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人们对这种精神作了各种概括，或曰“实录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从总的方面看来，多种关于精神方面的概括，都是为了充分体现蕴涵于《史记》之中的一种“求实”精神。倘若对《史记》作一次总体的感受，便不难发现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在支撑着“求实”精神，这便是充溢于《史记》之中的一种为人生而史学，为社会而史学的史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赋予《史记》以永存的勉力，也是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史学自觉精神…     

“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

怎样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关系到今天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仍然应该高扬“经世致用”的精神。因为首先，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此，史学研究无法逃避“经世致用”的功能。其次，“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帝王之术”是根本对立的，因为“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核心就是学术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而今天的史学的出路就在于坚持、发扬“经世致用”精神，为今天的社会和民众服务。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

文章认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是一门严格的学科，必须由“史学学”取代；“史学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创建“史学学”既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长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史学学”应包括两大部分、七大块共１０章内容，并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这样的“史学学”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无疑是法国年鉴学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已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各国史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应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英国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一书，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     

关于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思考

关于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思考许永璋历史科学的现状及前景，是当前史学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学术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发表的肖宏发同志的文章①，反映出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心声，很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对“史学无用论”进行了评论，并着重从五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史...     

略论殷海光的史学思想——兼与许冠三先生商榷

许冠三先生曾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对殷海光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对殷氏做了评价。本文依托殷氏各个时期的思想为理论背景．主要针对许先生将殷氏史学思想的诸多疏漏归于“科学迷信”之说，进行商榷与探讨，试图说明作为“历史科学化”运动的先知与开创者，各种思想在殷氏那里还尚未僵化，而是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所兼顾。通过这一商榷和探讨，旨在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殷氏的史学思想．并借此加强对史学思想的两重性的重视，从而较为合理地平衡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协同学与社会发展动力学初探

我国当代的史学严重脱离实际,极难“经时致用”于现代化建设。探本溯源,原因之一是保守于机械唯物史观和单一的“结构——阶级”的社会分析法。改变这一状况是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恩格斯认为人能够“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能够使“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愈加符合”。其条件是人类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以致能控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促进作用

今天，历史学家提起市场经济，往往侧重于谈其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诸如有潜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跳槽”、粗劣作品的泛滥、青年学生不愿报考史学专业等等，似乎“史学真的危机了”，甚至认为“史学危机源于市场经济’”。这里暂且不谈史学是否真的危机，而只提我们不应只看到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或不适当地夸大其负面影响。我认为，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影响，而且应是主流。第一，市场经济有利于扩大读者群，而这正是史学繁荣的基础。建国以后到80年代以前，正是计划经济时代，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完全依赖于行政指导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