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的质疑

黄永年先生近年发表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一文,力持《自述》原稿未被抽毁说。早在1982年钱远镕先生在《学术月刊》上也发表了《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求教二位先生和读者。一、黄先生提出的《自述》原稿未被抽毁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黄先生说:《自述》原稿,“如被抽毁过,必然会按照不同的抽毁方式留下不同痕迹,但在这个写有原稿的簿子上找不见任何痕迹。”如果其中某些整页被抽毁,则被抽去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

这篇序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对一九七九年荣孟源先生和钱远镕先生讨论《李秀成自述原稿》问题两种不同的结论表示个人的拙见;二、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得失提出看法,并把注《李秀成自述原稿》训诂与事实考证并重的体例提出讨论。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后者则有关史学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指教。     

《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序

我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卷首印有《李秀成自传原稿》、《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笔迹的对照,以证明《李秀成自传原稿》并非赝品。年子敏先生把这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鉴定结果,年子敏先生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里报道说: 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笔迹检查说明书称:所谓《原供》与所谓《亲笔答辞》,“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忠王《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谓《原     

关于常熟“报恩牌坊”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常熟“报恩牌坊”,是1862年建立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是常熟人民对李秀成歌功颂德的一块石牌坊.在评价李秀成时,罗先生与一些同志曾用这个牌坊来说明李秀成是“爱民”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个牌坊存在着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是什么阶级歌颂李秀成的等问题。下面谈一些看法。     

喜读《论李秀成》

读了《学术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的钟文典同志的《论李秀成》一文,觉得很好。好就好在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立论。文章在谈到如何评价李秀成时,指出必须首先考虑李秀成一生中的主要的社会实践,看他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这个总任务的态度、表现和影响。接着,作者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考察李秀成的社会实践,然后指出:“象千百万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人物一样,李秀成在     

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不容改变——驳罗尔纲先生的所谓“苦肉缓兵计”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早就不忠于太平天国,被俘后叛变投敌出卖革命,他在敌人囚笼内所写的《自进》,是他背叛革命的铁证。这个革命叛徒,几十年来经过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某些太平天国史专家的渲染美化,面目全非,窃取了英雄的称号。现在,是拨开迷雾,恢复李秀成叛徒其面目的时候了。这里,我们仅就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罗尔綱先生商榷。     

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对李秀成评价的一种意见的商榷

从《李秀成自述》来看,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大多数论者也承认这种事实。但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论者中间,对李秀成的评价却极不一致。有两种对立的意見: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是变节者,是叛徒。另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动搖变节,这只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对李秀成一生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革命英雄”,     

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有利还是有害

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道:“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甚至在最后的《收齐章程》里还提到“平捻”的问题。显然,李秀成对捻军产生了恶感。关于这一问题,以往不少论文和专著虽已涉及,但还很不够。这就在于没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去考察,而只停留在“李秀成自述”的某些字句上,如捻军“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问题,等等。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究竟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历史实际出发,分淮南,淮北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和戚本禹先生商榷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功过应当怎样评价,本属学术问题,尽可自由讨论。一九六四年前后,我国学术界曾就李秀成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但不久却变成了一面倒的政治批判。曹光瓈同志的《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一文,《人民日报》原已排出清样,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同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唱对台戏,后因故未刊出。现在我们选刊曹文的一、三两个部分,同时发表苏双碧同志的讨论文章,重新提出李秀成评价的问题,希望这场中断了的学术讨论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三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曾国藩的挟迫下,曾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缕述太平天国兴亡史事.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李秀成自述》当然不可能避而不谈.“我天国坏者,……是招得张乐行之害”.这便是他对天捻关系所作的概括总结,也就是说捻军的存在不仅于太平天国无补,反而成为导致天国败灭的重要因子.揆诸史实,斯言颇令人困惑.从李秀成方面讲,他原是联络捻军的先行者.1857年3月,他通过李昭寿与捻军领袖张乐行、龚德树接洽,在霍邱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在捻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军得以驰骋淮河南北,李秀成亦因此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将领而被洪秀全超擢.如李秀成自己所说: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杨么勾结伪齐”说质疑

<正> 郑国弼同志在《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是个勾结伪齐,“有亏民族大节的人”(载《文史哲》1984年第5期)。他在列举了11条史料之后,斩钉截铁地断言:“杨么通敌问题,事实确凿,铁证如山。”“杨么勾结汉奸,绝不是孤证。它既见于正式史籍,又见于当时不少私人著述;既见于地方政府的情报,又见于前线指挥官的报告;既见于两国使臣的谈话记录,又见于鼎澧居民的追述。证据相当充分,白纸黑字,无法否认。”且不说历来公私记载也常常存在错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喻希来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等陆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他的观点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余世存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写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版主李永刚在“编辑手记”中说:“喻希来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把握,让人震惊。”喻希来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他常常要我给他的稿子“把把关”,因而使我有幸成为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回我又是《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深。拉杂写下一些即时的感想,是为序。     

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武器——略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刘节先生在今年《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的文章《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提出了一些有关历史研究的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刘节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确实成为问题”的。刘节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受到了一些报刊的批评,我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刘节力图说明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评《我的两个“悖论”定义》——再次与黄展骥先生商榷

我在《关于悖论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中,对黄展骥先生(以下简称黄先生)的两个悖论定义③提出了批评。黄先生在《我的两个“悖论”定义》(以下简称“黄文”)中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为了推动我国关于悖论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特写此文对该文中的一些观点再次批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