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原城郊农民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认同及适应性实证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重庆市和西宁郊区498户被征地农民调查数据,在场论的基础上从角色认同的视角对原城郊农民市民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文化程度、现在收入与被征地前相比情况、被征地意愿、未来生活信心、与原城市人的交往观、补偿满意度、社区环境、与原城市人的交往情况等与原城郊农民的城市人角色认同正相关,年龄与原城郊农民的城市人角色认同负相关,而被征地时间与市民城市适应性不相关。其中,现在收入与被征地前相比的状况和被征地意愿是影响原城郊农民市民角色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千方百计保障和增加就业机会,保证和提高原城郊农民市民化后的收入,落实他们的失地收益;搞好失地安置工作,完善社区建设。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与社会流动

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这一群体的社会化状况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未来走向。从这一群体的城市社会化环境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不平等的教育,封闭的人际交往下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在家庭教育中传承了上一代弱势的文化资本。市场的转型并没有完全改变社会流动机制,受原有制度体系的影响,社会流动体现出继承性特征。不公平的教育机会、封闭的阶层流动机会导致了流动人口子女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通过对昆明市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已基本实现在城市的生存,经济融合状况相对较好,但由于居住条件差、收入不稳定、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难或教育成本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融合程度较低,从而心理融合度处于较低状态。这说明,经济的融合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层面的融合,经济融合、社会适应、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在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中,经济层面的融合和制度的接纳最为重要,而与本地人的接纳互动关系不大,这说明,区隔型融合是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的可行方式。     

农村婚姻移民的群体身份认同和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2010年吴江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采用交互表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婚姻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流动人口和城市婚姻移民,农村婚姻移民的群体身份认同程度较高,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与本地人的交往意愿、是否按照当地习惯做事等3个因素对其群体身份认同仍然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作用由大至小。     

在社区建设中重铸社会认同

我国的社区建设既是对经济转轨、体制改革的现实回应,也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浪潮多层渗透下的实践选择.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两个基本问题:转变旧有的"单位意识",重构与社区建设相适应的社区意识和社会认同;完善社区建设的配套组织和制度安排,营造和谐的日常生活世界,为社会成员的"家园感"与"社会感"、"地方感"与"全球感"的联结与平衡奠定基础.     

社会认同: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定量研究——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渐次加快,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向城市涌流,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新的民族地域格局正在构建。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城市和谐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该研究通过对天津市天穆镇A社区回收的120余份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以期对影响城市少数民族社会认同的一系列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失地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这三方面条件的分析,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尚未完成,并对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融入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农民工自我社会认同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他们对自己奉献的城市却没社会认同感。本文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经济认同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城市的社会认同状况,并提出了增强其社会认同感的对策。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感的影响因素

基于对上海、广州等7个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征"下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居住条件"下的建筑类型、居住面积、上班所花时间和基本设施是影响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的主要因素,而"居住周围状况"以及"其他因素"下的变量则未见明显影响。其启示在于,增强城市流动人口居住满意感需要从户籍制度改革出发,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关注流动人口自身状况及对居住情况的人文关怀。     

环境行为学视角下的老城区广场"社会向心空间"改造研究

城市广场是市民户外活动的基本单元和载体,其规划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市民的公共生活品质.针对市民的休闲交往行为与城市广场规划设计不匹配的现象,文章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以淮南市寿县为例,引入"社会向心空间"的概念,结合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分析老城区城市广场的场地现状、使用人群及其行为特征,明确市民活动行为与广场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总结"社会向心空间"的特征,并从"围合性""社交性""尺度感"等方面提出城市广场"社会向心空间"的改造方案,为老城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建议和新思路.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被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城乡在空间上的对立嫁接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对立上,加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改变无法代替其行为和心理的完全转变,适应城市生活是个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角度调查和分析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状况以及这一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特殊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所具有的特征.并就促进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提出了若干建议.     

社会认同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本底支撑。但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如下困境:被动城市化滋生了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拒斥性认同;集中安置解构了失地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比较产生的挫败感消解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认同;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情感认同。破解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急需建构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一是要千方百计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二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居住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机制,重构失地农民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四是要多措并举重构失地农民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

以聚居在沙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本地租房户)在共居空间内的持续互动,使得这一"聚居—混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与本地房东混居的过程中,沙村流动人口的集体身份,也通过两者间的日常互动交往,通过各自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再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人"向"客居人"转变的符号转型过程。     

变迁与重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更新路径探析

在原有的农村社区快速转变为城市社区的同时,部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却并未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更新,这种认同断裂现象正是阻碍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从认同更新维度出发,根据社区成员的社会适应力差异,构建出秉持"最优更新"观的突变式的认同重构(强适应力)与旨在实现"最大可能更新"的渐进式的认同变迁(弱适应力)这样两条实现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认同与社区类型相匹配的可行路径,以期增强这一部分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