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 ,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 ,但过于概括 ,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 ,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但过于概括,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唐代盐产考

唐代盐政对中晚唐历史进程影响巨大,而唐代盐产情况则是唐代盐政实施的自然物质基础。它对唐政府的盐利收入,盐政机构的设置,官盐行销区域的划分以及盐商、盐贩的地域构成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代的食盐种类、盐场分布和食盐产量三个方面的梳理,以期时唐代盐产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推动唐代盐政研究的深化。     

唐代的礼治

统治有低级统治和高级统治之分。高级统治必须是在法治的基础上 ,强化礼治。礼治是指以思想教化、文化制约、道德规诫为主要手段的统御。唐代中前期 ,是一个典型的重视高级统治的社会。其礼治御官化民的主要措施有 :续汉制尊儒倡道 ;育官吏九经举仕 ;倡官德诏谕劝勉 ;重孝义旌表门闾 ;尚敬让行乡饮礼 ;禁左道违礼必究。唐代的重礼治 ,对今世也很有启示意义。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否有所发展,不但要从生产工具、劳动力条件和水利事业等方面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应当具体分析各种作物的栽种次序及其组合搭配的合理化程度,即人们是怎样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利用率,逐步普及轮作复种制的。唐代的农业生产,由于缺乏《齐民要术》之类的农书史料,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根据散见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拟对唐代南北两大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轮作复种情况,试作初步探讨,并对为什么自唐代始行两税法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     

唐代山水田园诗的道教文化意蕴

唐代是道教成熟和鼎盛时期.纵观历史,道教对于士人的影响之深莫过于唐.唐受道教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的表现就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之道蕴.其一,道教自然无为、虚静素朴之道对唐人生命观和审美趣味的影响,表现为崇尚自然、亲近自然、超然物外的生命观和对人格自由精神的追求,使山水田园诗显现出清淡、自然的风格.其二,以道教神仙故事为母题,并借道教神仙世界的虚幻之影来表现对现实理想的追求,对山水自然的感悟,使山水田园诗绚烂瑰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质.     

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

唐代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最近笔者研究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只不过在50～60万之间,远远没有达到百万。 正史中没有“唐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的学者,其主要根据是唐人诗文对唐代长安城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在《出门》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里也有“城中     

唐代长安城绿化初探

唐代长安城是在隋都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当时它是一个具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南面是风景奇丽的终南山,北有渭水,东依灞滻二河,西临沣水。城东西宽九点七公里,南北长八点六公里。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廓城三部分,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它们纵横交错,将整个城市划为一百零九坊和两个市。唐长安城的绿化情况可以结合城市的特点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论唐代江苏的经济发展

今天江苏的政区在唐代分别属于河南道的徐州、泗州、(治今宿迁县)、海州(治今东海县),淮南道的扬州、楚州(治今淮安市),江南道的升州(治今南京市)、润州(治今镇江市)、常州、苏州,计9州40县。它位于长江、淮河下游,是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的前沿阵地。那么,在唐代经济重心迅速南移过程中,江苏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究竟怎样?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州县级别与人口数量     

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唐代权力集团的层次,是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和距权力中心的远近为标准来划分的。唐代的政权,与所有封建政权一样,遵循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皇权无疑居于政权的核心位置。它所包括的范围,本文准备将其称之为一级权力圈,亦即唐代政权中的第一个层次。在皇权之下,唐代政权从官职的观察上,又可以得到几个不同的层次,依次分为二级权力圈、三级权力圈等等。处于唐代政权不同层次上的统治群体,就以这些层次为标准形成了唐代统治集团中的不同阶层。这是一种按政治意义划分的阶层,与通常按社会经济状况划分的阶层并非一个概念,但它将有助于我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唐代统治阶级内部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     

唐代水利管理及其前后期兴修重心的转移

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水利事业,为了加强全国水利工程的建设、维修、管理和对水资源的调节利用,在其中央机构中设有专门的官署“都水监”,职掌全国的川泽津梁之政令;其下有“河渠署”,职掌全国水利工程的兴建、维护修补、水田斗门灌溉等事宜;在全国各地的渠堰斗门之处,设有“渠长”、“斗门长”,具体负责渠堰斗门的开闭、维修;此外,在一定时期唐政府还派出一些“专使”,对水利工程进行巡察。唐代还制订了有关水利的法规,即“水部式”,这是各级官吏对水利设施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其内容详细而又具体。这一切都为唐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水利工程的修建,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主要集中在关内、河南、河北、河东诸道;其后期则较多集中在淮南、江南等地区。说明唐朝的财政经济重心已向东南转移     

论唐代道举

道举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本文全面考察了唐代道举及崇玄学的设置状况，举送程式、开科状况及其作用，认为道举正式创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年），它的出现是唐王朝竭力崇道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     

禅与唐代山水诗

唐代山水诗在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有一大批山水诗人外,其他许多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都写过部分山水诗。唐代山水诗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田园山水诗传统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空闲凄清、深沉冷寂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方面与唐代某些文人避免政治,隐居山林及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何关,另一方面,与唐代禅宗的盛行也有内在的思想联系。本文仅就后一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一魏晋时期的山水诗并未形成繁荣局面,其内容主要是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物,陶渊明和谢灵运是其主要代表。陶诗长于田园风光,沈德潜认为陶诗“清远闲放,是其本色”(《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上     

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

唐代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一样，是一个重本轻末的社会。在唐代，政府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土农工商四类，其中，土的地位最高，农则被政府视为根本，这两阶层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良人，而工商在唐代虽受到了远较前代更多的重视，但从法律上讲，官府工匠仍属贱民，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虽然脱离了贱籍，但在一般的观念中，他们的身份依然较为低贱，对工商业者的限制仍然很多，如：工商不得为官；普通百姓一旦成为官府工匠后，就不能脱离匠籍．工匠不得与良人为婚；工商业者所穿衣服的颜色有别于百官和庶人，甚至连工商业者骑马也在禁断之列，等…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     

唐代的民族混血及其社会功能

本文对唐代民族混血作了深入挖掘，论证了唐代无论社会上层与下层民族混血是一种普遍现象。民族混血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不同的民族成员的两性结合，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改变了某一民族体态特征、素质和构成，使不同民族在根上得到融合。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民员的结合又使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互相交融，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复合文化，对改变社会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博物小说中的生态视野研究

唐代博物小说中的生态视野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博物小说的作者往往以补经史之不足的严肃的学术态度研究、记录生态知识,因此,唐代博物小说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史料;另一方面,由于唐代佛、道二教的盛行,博物小说中关于自然、生命的看法又不乏神秘色彩.唐代博物小说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代井盐产地研究

唐代井盐产地为87处(以县计),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增加了2.48倍。从分布情况来看,剑南道最多,山南道次之,陇右道和江南道较少。唐朝末年,剑南道和山南道盐井数大约为640所。如果把南诏地区、陇右道和江南道的盐井算进去,则全国盐井数至少在740所以上。唐代后期井盐产地增加较多,井盐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