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私法与国家”框架下的“民事政策”

"民事政策"困境的解决和其蕴含的价值有赖于对"私法与国家"这一问题阈的探究,而兼顾管制和自治的"中立性的民法"理论妥当地确立了民法和国家关系,从而不仅为"国家政策能否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理论回答,还为"国家政策如何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指引:即在"有无法律漏洞存在"和"有无可得适用的民事政策存在"的双重控制的前提下,对民事政策进行谨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以实现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的平衡.     

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

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社会科学与国家分析框架下的"海洋国家"话语,指出"海洋国家"实质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麦金德则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构建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西方"海洋国家论"通过对历史上海洋国家从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的"偏移",重构"海洋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     

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

从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到"国家构建"理论的重构,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演进是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广泛分析与深刻思考,更加关注在"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二维分析框架下改善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建立良制、促进社会良序。解析福山"国家构建"理论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建设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奠基者》:“气场”串起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奠基者》是何建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经典,它以人物传奇体来建构国家叙事,精选"国家声音"和"国家语境"等叙述代码,与主人公的"行动素"一起,互相交融,生成了"国家叙事"的模式结构。影响国家历史叙事主旨生成的因素有,文体方式的选择、时代精神的需求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需要等要素。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从“社教”到“四清:”国家—农民的互动建构

"社会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四清"是从群众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经济清查而发展形成的从经济为主的"小四清"到政治思想为主的"大四清"的运动。从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政治话语,经过把农民政治话语"四清"纳入国家政治话语"社教",最后逐渐发展为"四清运动"国家政治话语,这一发展历程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话语的互动建构模式。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从"社教"到"四清"的国家建构农民、农民建构国家的互动建构过程。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构成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发展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动力.表现在特征上,从空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差异性;从时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发展性.当前,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奠定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把握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题,抓住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     

“美妙制度”的“异化”与“复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治理观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描摹了国家产生前氏族社会的治理体系,指出它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虽然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很低,但被看作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美妙的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解体,国家产生,血缘共同体转变为地域共同体,建立了公共权力机关,产生了以维护所有制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异化,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治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必将为更高级的治理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实现古代氏族制度的"更高级的复活"。恩格斯的治理观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华语商业“大片”与“文化软实力”问题

商业"大片"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想象的重要侧面,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中国商业"大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市场的"外向化"到"内向化",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疏离到积极认同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内在的"文化中国"意识逐渐张扬的过程。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软实力"逐步得到重视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危机和挑战。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理论认为,人是共同体的存在,人的独立行为都是在共同体中展开的,这个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国家是以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为名、以维护自身特殊利益为实的"虚幻的共同体",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否定,而"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回归。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和消亡的历程。国家要维护自身特殊利益就必须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这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两种职能。因此,用法的形式约束国家自身的特殊利益、维护社会普遍利益,应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的“改”与“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改"是首选之法,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新法治新十六字方针"、指导思想从三部分到四部分的发展、从"全国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新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治与德治、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法治和改革等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革"的目的是建设,司法改革是改革的突破口、良法善治是立法创新、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创新、全民守法是法治教育的新要求。     

宪法学说史上之“国家”主权说

"国家"主权说是近代德国宪法学中与人民主权说、君主主权说相似的一种主权学说。国家有机体说、国家法律人格说和主权概念的流传是"国家"主权说产生的理论前提。"国家"主权说的哲学表达是由黑格尔完成的,在法学领域的阐述最早由布伦奇利提出,基尔克完成了该学说的经典表述。它也流行于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并对当时的立宪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主权说在宪法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调和了人民主权说和君主主权说的相互对立关系,并且至今仍为一些国家宪法采纳。不过,这种学说因内在的矛盾必然为人民主权说所取代。     

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性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双重目标。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而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之决然二分。"建设者"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功能身份概念,它的出现与"八二宪法"的时间观、时间意识密切相关。宪法中的"建设者"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存在物,正处于这一进步主义时间坐标的"现在"位置上。工人阶级分享了执政党的阶级优势,成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建设者"分享的则是在国家现代性目标中的功能特性,成为执政的"群众基础"的一部分。国家现代性既需要具有革命血统的工人阶级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等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现代性的实际贡献。"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就其来源而言,它所属的"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国家现代性的伴生物,又是促进国家现代性实现的重要主体,其意义将由"未来"(目标)给付和规训。"建设者"的现代功能身份与政治身份的二元构造,说明了党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理论已发生衍变的事实。     

“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新常态”追问与发展出路的探寻——兼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面临"新常态"现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表现。而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自身资本逻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并以"转型"与"换档"作为标志。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克服资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用公有制经济力量和国家政治力量来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探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开始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从“总目标”向“总体目标”的升华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和根本要求、显著优势和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作出庄重宣示,赋予"中国之治"以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纲领性文献,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