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焉耆

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西域绿洲王国是中古时期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东来经商、迁徙的重要地点。作为西域北道的重要绿洲,焉耆在历史上也是粟特人活动的重要一站。不过,史籍对于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所载甚少,所幸考古发现提供了不少重要材料。七个星发现的粟特文银碗和纳骨器表明5～8世纪时在焉耆的粟特人有些是祆教徒,但粟特语佛经残片则表明有些已经皈依了佛教,这很可能是和当地佛教团体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结果。9、10世纪时,焉耆处于西州回鹘汗国治下,摩尼教是西域北道当时流行的宗教。吐鲁番出土《摩尼教赞美诗》跋文所列举的焉耆摩尼教徒中,将近一半是粟特人。吐鲁番、和田出土的粟特语、回鹘语文书显示,焉耆的粟特摩尼教教徒有一些是在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从事棉布买卖的商人。为了便于开展贸易,西域北道沿线绿洲的粟特胡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网络,与此同时,与当地佛教团体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当地根基和影响力很深的佛教也深得回鹘统治上层的青睐。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 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 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 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 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 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 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 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 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 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看龟兹地区粟特艺术的传播

本文由龟兹壁画中反映的"嫠面"图像与不同地区反映此内容的图像进行比较,运用图像分析法,由图像志到图像学层面透析了粟特艺术与其他艺术在龟兹共存的状况.     

论新疆与内地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公元八四○年回鹘西迁前,天山南北就居有塞人、羌人、乌孙人、匈奴人、粟特人、叙利亚人、突厥人、龟兹人、焉耆人、铁勒人,以及其他一些土著居民。回鹘迁入后,蒙古、柯尔克孜、哈萨克、回族、锡伯、达斡尔、饿罗斯等民族人也逐渐定居和迁入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文献分别有藏文、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彝文、纳西文、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亻去卢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等。对这些古籍在国内外的收藏与研究情况进行整理和系统论述,有助于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国际合作的拓展,对于更为深入地研究民族古籍、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有重要意义。     

新疆佛教石窟中的古代民族服饰考略

新疆佛教石窟已是举世瞩目的古代艺术宝库,尤其石窟壁画中描绘的众多古代人物形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衣冠服饰。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新疆佛教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粟特、蒙古、汉民族的服装服饰,从而对以上各民族服饰的整体面貌以及基本特点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

粟特人是原居于中亚的古代民族 ,在突厥兴起之后 ,由于突厥对粟特地区的占领 ,粟特人大量进入突厥部落 ,因而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在鄂尔多斯地区所设立的六胡州中 ,其主要居民就是粟特人。由于六胡州属于羁糜府州的性质 ,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 ,并未完成部落民向唐之编民的转变。六胡州之乱 ,完全是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次叛乱平定后 ,六胡州的部落组织开始逐渐被打破 ,加之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 ,聚落中之粟特人分散迁徙 ,六胡州的粟特聚落也就最终消失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     

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

本文考述了Soghd(粟特)一词在古波斯、希腊史料中的不同称谓,并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考辨了不同历史时期粟特地的范围。本文还甄别了中国史籍所记康居、康(国)、粟弋、粟特四个概念,认定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主要由粟特地区的月氏人和粟特土著人两种人构成。本文认为,应把隋唐昭武九姓之民称为"九姓胡",而不径称"粟特人"。     

古代佛僧“帛”姓考辩

古代佛教僧人在东晋道安提倡姓“释”之前,按照“从师命氏”原则,都以师父之姓冠为己姓.汉文僧传中出现一批“帛”姓僧人,其籍贯有印度人、西域人、龟兹人、中原人.但是后来有学者将凡冠以“帛”姓的僧人,均推测为龟兹人.以后以讹为真,长期误传.其不仅使僧人籍贯上的错讹流传,也因这些僧人的佛学派属、译经性质而造成龟兹佛教历史、思想体系论述失当.给龟兹佛教史研究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佛教经典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辩,以纠正长期的不实之词,还古代僧人“姓氏”问题的真实内涵.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

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勒柯克收集品中的五件犍陀罗语文书

这五件用直体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文书发现于克孜尔千佛洞新编号为第 2 2 1号的洞窟 ,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公元 6世纪至 7世纪之交 ,内容分别涉及佛教祷告、入室抢劫、马鸣戏剧、龟兹王纪年等 ,作者转写和翻译了这批文书。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演变考述——以中亚九姓胡朝贡为中心

在唐代,中亚九姓胡通过朝贡、上表请臣等方式向唐朝效忠。他们的朝贡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即618～655、656～712、713～772年。显然,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七）

本文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武城渠等4条水渠的材料,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这四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等,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错讹,并尽可能解释了出土文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语词。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唐代烽铺建制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二

吐鲁番阿拉沟新出唐代鸜鹆镇烽铺文书,揭示了唐烽铺的建制,填补了唐兵制的空白,补充了史籍的缺漏。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四通碑刻释文校补

《论四川阆中南齐〈隗先生铭〉》、《河北正定出土唐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墓志初探》、《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和《北京出土唐代崔载墓志考释》等四篇论文,不仅公布图版,而且对志主的生平事迹、先世后代等进行了梳理和考察,给文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但其释文中存在大量缺漏、讹误、脱文等现象,断句亦偶有疏误,今将拓本与原释文进行细致比对校勘,恢复碑拓的原貌,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这批材料。     

论高昌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

本文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讨论中古时期该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特别是分析商队的规模、组成和贸易特点,以及商人在旅途中的衣食住行情况,并由此判断吐鲁番在丝路贸易中地位、粟特人在吐鲁番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