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

羯胡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族群,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本主要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农作物引种诸方面对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此时的西域亦是各地方政权相互兼并,民族大交会大融合时期.中原虽然对西域的管理较薄弱,但却从未中断.而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从不自外于中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曹魏西晋在西域的管理;十六国时期前秦和河西地方政权同西域的关系;北魏及南朝各政权同西域的密切联系三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作为眼药的乌贼鱼骨与东西方药物知识的流动——从"沙摩路多"的词源谈起

中古时期,乌贼鱼骨作为眼药的成分使用,主要是在从<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到<本草拾遗>这段时期,而该时期正是密教经典中的大型眼药方被大量翻译和中原与外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从追溯吐鲁番出土残片中的"沙摩路多"一词的源头开始,笔者不仅发现了乌贼鱼骨在不同的语言中拥有相同的绰号"海之沫",而且由佛教医学到生命吠陀,由西域到印度,由东及西,渐次扩展,追溯到了古希腊医学.由此,得到的启迪是,在东西方的古代世界中,药物知识流动的盛况比从现有史料中所了解到的要丰富得多.     

"阿谁"唐代后并未消亡

吕叔湘先生认为:"在古代汉语里,谁跟孰是最重要的指人的疑问代词;中古以后谁字独占优势.这个代词的最简单同时也是一直通用的形式就是谁,但是从汉代到唐代曾经有过阿谁这个形式.宋元时期,阿谁变成兀谁.元以后这个形式没有了."①关于"阿谁"的使用年代,本文作一些补充.     

唐代龟兹佛教的若干史事——以唐代佛教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龟兹是佛教文化隆盛发展、传播东渐并逐步中国化的重要地域。本文通过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等史籍的梳理、辨析,结合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艺术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依据对龟兹佛教的基本属性、信仰理念、戒律特色以及龟兹佛教史事等方面的新认识,进一步指出,龟兹佛教文化在安西都护府建立初期和以后相当一段历史内,出现了以小乘为主体的龟兹佛教与以大乘为主体的中原佛教互相并存、各自发展的独特局面;龟兹地区相当规模的汉风石窟及其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个缩影;不同派别佛教艺术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造就了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的历史奇观。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中西亚印章及艺术的东传

自秦汉以来,汉式印章发展成熟并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用印制度,但西式印章尤其是中西亚印章及艺术风格还是沿丝绸之路传播到东方中国,中古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多有遗存。本文主要根据东西方文物考古资料,探讨中西亚即波斯、犍陀罗等地的印章文化等对中古中国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东西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开拓与“胡文化”的输入

就对人类文明交流的贡献而言,无论怎样评价＂丝绸之路＂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不显得过分。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在促进西域各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路到海上,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入的新奇的思想、新奇的艺术、新奇的物产,造就了一个空前开放、空前强盛的大唐王朝,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亚的主人＂。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

悬泉汉简记载的使节往来中,有不少西域上层女性的身影,她们在中原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汉简的内容看,西域各地国王的妻子都有单独向汉朝派遣使者的权力。西域向汉朝派遣使者的王夫人,不少是汉朝派去和亲的公主或宫女,她们是维系西域各地与汉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汉简中西域各地上层女性派遣使者时间多在宣帝及其之后,这与该时期西域都护的设立、汉朝强大安定的形势密不可分。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邺城瓦当分期研究

邺城出土的瓦当,从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各时期都有发现。瓦当是建筑遗址中最具标志性的遗物,瓦当图案和文字的变化,往往跟这些城邑的兴衰同时发展演进,也跟同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学美术的发展相适应,作为都城文化更具有时代特色。邺城瓦当对研究邺城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迷信与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乱频仍 ,政权更替频繁 ,各种迷信思潮极易滋生泛滥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图谶、巫术。统治者或崇信迷信 ,或利用迷信造神、造谣 ,为自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虽然迷信在当时国家政治中不占主导地位 ,却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殷芸简论

文章介绍了南北朝著名小说家殷芸的生平。认为《殷芸小说》是一部涉及千余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人物琐事逸闻的杂记式小说作品。该书虽为“野史”,却有一定的文献学意义。而其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其次它独具特色,一是取材范围较以前扩大,二是写法与前人不同。《殷芸小说》奠定了殷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代四川卓简井研究

卓筒井是11世纪中叶四川井盐生产者发明的一种新型钻井技术。从工艺本身来看,无论是钻凿工具、井身结构,还是扇泥和汲卤技术,卓筒井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科技发明。这一工艺的出现,对于明清时期小口深井的开创,以及对世界近代钻井技术的发明,都起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四川卓筒井的诞生,是中国乃至世界钻探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纷纷南迁,在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改变了各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和经济生活。在长期的交融过程中,北方形成了以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南方则形成了以同源异流、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在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汉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为隋唐时期更高层次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