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年鉴实用性之比较

世界年鉴发展史显示,中西年鉴虽同出一源——历书,但其发展历程与结果却迥然不同:西方年鉴由历书而始,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调整变幻内容,沿着发生——发展——兴旺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而演化成今天与《圣经》一样普及、一样有影响的工具书;而中国年鉴,几千年来历书还是历书,几乎没有大的进步,到     

谈谈年鉴的中国特色

年鉴是从国外引进、借鉴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共认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过类似年鉴的“历书”,但真正被称作“年鉴”而置身于中国出版物之中,还是模拟于西方。年鉴传入中国,首先认识、改     

理性挑战美德——中国现代人口文化转型管窥

一、摊开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而其宗旨可能大不过四个字：富国强民。显然，“富”与“强”，和“幸福”一样，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作为中国现代进程鹄的的“富强”，从理想性角度来说，其参照系无疑是西方的“列富”列强。但是，这样探讨中国问题未免空洞，因为中国问题太过复杂了，适合于一篇小文章的大概只能是某种可以落到实处的问题。本文的问题是这样的：“计划生育”在中国有何文化意义？半个世纪以来，“计划生育”从学者的呼吁和舆论的提倡，发展到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其是非功过，春秋曲折，但哪一步都离不开对…     

浅论体育年鉴的框架结构

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但现代年鉴则是西方传来的舶来品。最早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年刊、年鉴,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可称为中国现代年鉴的先驱。20世纪30、40年代旧中国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年鉴热”,体育界也出过年鉴,1939、1940年在上海由私人     

年鉴行业共建共享的网上家园——中国年鉴网

近20年来,我国年鉴数量迅速发展到数千种之多,但由于内容针对性强、推广宣传成本高等问题,各年鉴基本上都是服务于本行业或本系统。尽管总体数量不少,但年鉴还是没有形成整体的行业优势,尚不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与使用。为了体现年鉴内容价值,使其记载的信息得到全社会利用、扩大年鉴读者市场、提高年鉴的社会地位,年鉴行业应该充分重视年鉴的宣传以及信息内容的开发利用。而先进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就是促进实现此目标事半功倍的工具与途径。“中国年鉴网”就是在此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中国年鉴网”(w w w.yearbook.cn)是由中国版协年…     

科学定位 精心编纂 不断开创《济南年鉴》工作新局面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的指示，犹如一股春风，催生了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伴随着这股春风，根植于历史文化名城——泉城济南这块沃土上的《济南年鉴》，于1988年开始生根、发芽。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     

法律文化的冲突──从日本公法的阻力看日本法的冲突

法律文化的冲突——从日本公法的阻力看日本法的冲突仲力立法的发展与任何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伴随着特定文化圈的共同发展而发展的。现在的日本法，按其结构看，与西方没什么不同，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受明治以来日本法制史上“秦西主义”的影响。当然，在其整个过程中包...     

浅论《云南小康年鉴》的框架构建

一、小康年鉴的“定位” 1．年鉴发展的创举。《云南小康年鉴》2005版创刊号及2006版已出版发行,它是中国年鉴发展中的新创举。正如云南省原省长徐荣凯在《发刊辞》中指出：“是全省年鉴编撰和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开了国内小康年鉴编撰先河。”其开创性何在？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与时俱进是高校年鉴生命力所在

自1979年邓小平发表关于“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讲话之后，全国掀起了“年鉴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学校也相继加入年鉴编辑出版队伍。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高校年鉴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的框架，质量上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正如登山一样，到达了一座山峰并非抵达了终点，而应该把目光转向另一座高峰。高校年鉴从无到有，如今已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笔者认为，这种稳定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另一面则是公式化、僵化无生机，高校年鉴应该向创新研究阶段迈进。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路径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局至今尚未完成结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一方面面对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学术资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失效和断裂；另一方面则遭遇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学术思想的冲击。从“体用之争”到“科玄之争”，从“启蒙”的呼唤到“救亡”的变奏，从“苏联模式”到“西学新潮”，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一等奖的“凤凰涅槃”——《中国交通年鉴》同心打造精品

质量是永恒的主题，质量是细节精彩的总和，质量是精品年鉴的刚性要素。《中国交通年鉴》的编校质量在走过一段“U”字之路后，回升到历史最好时期。近三年的编校路程犹如“凤凰涅槃”，痛并快乐着，一年一个台阶：2006年是整顿之年；2007年是正规化之年；2008年是编校质量实质性提升之年。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     

打造精品年鉴的几点思考

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其成书的质量至关重要。《上海地方志》杂志于2007年第5期刊发了“2006年中国方志系统年鉴10件大事”,其中《张家港年鉴》改革创新的成果被列为第6件大事。该大事记述：2005年-2006年度《张家港年鉴》连续获得三个“特等奖”——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评比特等奖、全国第二次年鉴编校质量评比特等奖、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特等奖。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建设高素质年鉴编纂人才队伍、创新年鉴框架设置体系、科学选题分不开的。     

如何突出城市年鉴特色——《桂林年鉴》编纂工作之尝试

桂林市是闻名世界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1998年桂林地市合并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编纂《桂林年鉴》，这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文化桂林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市48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编纂出版《桂林年鉴》，旨在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广大读者了解市情提供资料，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争取外商投资建设桂林提供帮助，从而达到为桂林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服好务的目的。为此，桂林市志办始终把编写（《桂林年鉴》作为修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抓不懈。从1985年至今已经连续出版11卷。其中1985年至1995年为5年一卷，自1996年以后每年一卷。《桂林年鉴》力求在客观反映桂林基本面貌、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的同时，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重视图文并重、相得益彰。多年来，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通过对年鉴框架结构、资料收录、编辑方法、装帧设计等进行一系列的综合改革和创新，使年鉴的“全、新、精、特、鉴、便”六大特点更加突出，综合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愈来愈大，赢得多方肯定和赞誉。（《桂林年鉴》2004年卷荣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综合奖特等奖和中国版协颁发的首届“中国年鉴奖”暨“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综合奖一等奖。中国方志出版社如是评价《桂林年鉴》：“内容广博，信息密集，为社会各界和海内外人士了解和熟悉桂林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信息，为续修地方志积累了资料。编纂主旨明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为了历史的尊严——有关年鉴意识的阶段性反思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主任曲宗生《为了历史的尊严——有关年鉴意识的阶段性反思》一文,根据其20年的年鉴编纂工作实践,围绕年鉴编纂者的精神状态,忧患意识的淡薄和“人本意识”的缺乏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中国的年鉴与WTO的知识产权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与年鉴编辑出版和发行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面前,我们必须面对。 年鉴与科学、技术成果一样是创造性智力成果,其版权(著作权)、外观设计、装帧、发行等等方面都涉及到知识产权。文中“中国的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无疑是法国年鉴学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已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各国史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应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英国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一书，     

明末历局与西学东渐

明末历局的开设及其组织编译《崇祯历书》和引进西方天文仪器,使中国的天文学走上了与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西方传教士也借进入历局参与修历的机会,得以深入宫廷传教,并使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在“南京教案”之后重新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