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的孤独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独感是文学先驱者普遍存在的一种内心体验,但不同的作家其孤独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根柢和感情浓度。为了辨明郁达夫的孤独,本文从主体创作前的生活体验和个性特征,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中西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等三个侧面探究其孤独的原因和具体的内容。     

论郁达夫的早期小说

论郁达夫的早期小说王莉一小说集《沉沦》的问世,标志着郁达夫正式步入中国文坛。《沉沦》就像一颗炸弹,震撼了当时的文坛,给当时的创作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些小说尽管艺术水平各有差异,思想内容各有高低,风格基调各不相同,但无论在选材上、内容上,还是艺术...     

论鲁迅与郁达夫

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创造社跟鲁迅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后来他们为着同一目标的大战斗的需要,“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一同参加了左联,一同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斗争,但是要他们完全消除芥蒂,是很困难的。然而,作为创造社发起者和重要成员之一的郁达夫却是个例外。自从1923年2月17日在北京和鲁迅相识后,便终生热爱和尊敬鲁迅。他对于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文化事业上的卓越贡献认识得最早。用郭沫若的话说:“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鲁迅的《呐喊》出版以后,郁达夫一再向友人推荐,他说:“如问中国自…     

洛克“反省说”再评价

“洛克的‘白板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洛克的‘反省说’则是其认识论中的唯心论成份”——这是我们历来评价洛克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文拟恨据洛克本人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对“反省说”的基本论述,重新检查一下“反省说”。并以此分析一下那种认为“反省说”等于唯心论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和道理。     

论郁达夫的日本观

本文在详尽考察相关的直接资料及周边资料的基础上 ,试图对郁达夫的日本观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梳理和探讨。在留日文人中 ,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 ,以郁达夫最为深切 ,理性的视线 ,保证了他冷静地区分其结构中的优与劣。对日本文化特质的描述 ,在显示其独到的美学判断力的同时 ,更发散着对我国古老文明的憧憬。他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态度 ,存在着理论判断与实践处理的某种抵触 ,但密切的关联难以否定。其日本观的两重性特征 ,折射着近现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轨迹     

试论“五四”时期的文化反省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道路问题。鸦片战争以来,历史进程的每一个时期,每一种思潮和思想流派,都对这一问题做出新的反省,试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而这种反省,又总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比较、取舍与会通的时代演进中进行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反省,也依然如此。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历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颓废”情调

郁达夫是个旷世奇才 ,他的独特创作风格 ,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世人对其小说中所流露的颓废情绪的评论 ,总是有所顾忌。“颓废”作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最醒目的情绪性精神特征之一 ,是特定的社会现实和作者审美情趣结合的产物。在作品中 ,主要表现为“零余人”系列形象的塑造和“情欲”主题的选择。这种郁达夫式的“颓废” ,对于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与传达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郁达夫留日论考

以留日时期的郁达夫为焦点,对直接或间接与其人生及文学相关的种种情况进行具体的实证考察,以清晰复现郁达夫的留日——从补习学校到东京帝大的完整轨迹,解析从“大正留学生”到作家这一形成过程中的日本元素。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一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一九八○年国庆节创刊的《浙江书讯》第一期刊载了一篇《郁达夫小传》,对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他晚年在海外的爱国活动,直至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也认为是“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文中说郁达夫在三十年代中期“隐居杭州”时所写的作品都“比较灰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浏览过郁氏这段期间的作品,并不认为他那时真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他于一九三三年由沪迁杭,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杭州》一文确写了这样的词句:“我们来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     

论鲁迅与郁达夫文艺思想的差异

鲁迅肩负启蒙的重任,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己任,形成了＂为人生＂的文艺观;郁达夫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以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为乐事,大胆暴露,洒脱率真。二者的差异恰好反映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文艺思想。     

隐逸的山水——论郁达夫1930年代的“奉宪旅行”及游记书写

20世纪30年代初,国难加剧时的两次“奉宪旅行”促成了郁达夫创作上的“游记转向”。起初关心国难的郁达夫对旅游持排斥态度,但随着时代压力下个人写作形势的趋紧,旅游又成为其化解自身乃至写作危机的出路。一方面通过旧文人的游览趣味和书写模式,自然山水从消遣娱乐的负面意象变为郁达夫的精神避居地;另一方面“复古”的游记面貌中也有着受现代自然观念影响的个体对程式化游览的反叛。游记面貌的“新旧交织”更深地关联着郁达夫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与回应,同时旅行也成为解读繁难时局下个体同社会复杂缠绕的一面透镜。     

夏目漱石对明治“时代精神”的反省——兼论《心》的天皇制批判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问世之后,其中引用夏目漱石名作《心》的"时代精神"段落、一直是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热点。假如从漱石文学一贯的"未来视角"入手分析,就能发现小说中的角色除了推动情节的作用外,还有国家性的隐喻功能,即"我"代表大正日本而"先生"代表明治日本。小说中的"时代精神"也因此具有了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双重含义。对"先生"自杀身亡结局的安排,不仅表达了作者呼吁青年人警惕"个人主义"的误用,更是他向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制所提出的强烈批判。     

“秦寨精神”和汉民族人格意识反省——论李杭育创作的第一周期

青年作家李杭育创作的第一个周期,着重于汉民族人格意识——“秦寨精神”的认识和反省,完成了变革时期历史延续性背景下人的个体的纵向定位的初步尝试。《船长》篇是这一周期的代表作。目前,李杭育创作的第二周期已初见端倪。本文认为,他将展开对变革时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人的群体的横向定位的探索。     

童心·世态·妙笔——论王毅小说创作中的“内心美”

对盛年早逝的作家王毅,我总想下点功夫,认认真真地捉摸一番。因为王毅留下的作品搅得我不安生,好象不写点什么便难以解脱似的。那么,就在王毅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写一篇力不从心的东西,呈献给他的在天之灵吧!     

大自然的生存论意义及对现代性的反省

1我们这一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的欧洲基本上属于向大工业化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人类通过主体性力量所显示的对于自然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功能无疑还作为历史的肯定性力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矛盾大声疾呼，另一     

论国际海底区域“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开始了向“内层空间”进军的伟大事业。早在60年代，深海海底就以其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颇具经济上的吸引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注目。被大多数国家盛誉为“海洋宪章”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并明确指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是规范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指导原则”。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却执意鉴传要依各自的国内立法单独开发海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这一事实使各国政府和众多的国际法学者意识到：在深海采…     

试论“配比原则”

一 配比原则的涵义1.配比原则“是会计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它 侧重于确认费用和计算净收益,……在理论上,收入伴随耗费,耗费促成收 入,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企业的收入与费用相配合(比)就成为会计上确定经营收益的基本步骤,而且也是财务会计的重点。”① 2.“净收益是作为某一期间所陈报的收入超过同一期间的有关费用来计量的。只有在找到了收入和费用的合理关系才算有了恰当的配比。”② 3.“配比也称配合,是指将某一会计期间或某些对象的费用和有关的营业收入相配合,相比较,以求得企业在该会计期间,该对象上所获得的净收益或遭…     

试论“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指某些会计事项有不同方法可供选择时，应尽可能选用一种不致虚增帐面盈利、夸大投资者权益的方法为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在处理会计事项时，必须充分估计风险和损失，不高估资产或收益。对于预计会发生的损失或重要的或有负债等事项，都应计算入帐；对于可能发生的收益则不预计列帐。具体指在确定费用和收益时，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应记入当期费用，而对于可能发生的收益则不记入本期收入。在资产的估价或净收益的确定方面，如果有多种处理方法，则采用比较保守的方法，即对资产的估价宁低勿高，采用“成本与市价…     

论童年经验对郁达夫人格及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上典型的情绪化作家,他的艺术创作以伤感忧郁的浪漫风格为人所瞩目。童年经验对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郁达夫来说,童年经验尤其是对于爱的缺失和贫穷两方面的童年创伤经验,影响了他人格气质的形成,并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因,同时也是其艺术创作魅力的底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