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祐的佛教史观略论

僧祐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史家,但其著述佛教文史的目的与方法,著述中包含的佛教史观,对于后来的佛教史家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他的佛教史观包括本迹史观、感应史观、业报史观、像法史观等四个方面。本迹史观是一种独特的佛教历史本体论,主要阐明佛教历史的源流问题;感应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发生论,重在揭示佛教历史的发生机理;业报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因果论,旨在说明佛教历史遵循的因果法则;像法史观则是佛教的历史分期论,主要分判佛教历史的发展阶段。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两重维度

基于对佛教历史发展及新中国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其中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集中体现于《佛教常识答问》;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主要体现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实现中国佛教与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圆融.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

本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近代佛教的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新内容与时代特色、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新旧之争、僧俗之争等问题以及佛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通过对近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易筋经义》中的佛教历史观?

佛教历史观不是佛教基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形成的观念，而是说佛教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有规律的历史演化轨迹，这些轨迹根植于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体现出佛教历史观具有某些特点。精英佛教历史观具有精英化、理论化、系统化等诸多特点，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了学术主流。作为一个个案，《易筋经义》从侧面展现出明末以来佛教历史观的转变，其作者、内容、表达方式、情节、地位等无一不附有“小传统”的痕迹。佛教历史观中的“小传统”之塑造不仅源于作者的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展现出作者哲学观念的与众不同。     

韩国佛教“三化”的启示

自公元372年中国佛教传入韩半岛,韩国佛教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始终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联,成为韩国文化、甚至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又以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的方针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古老的佛教不仅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抛弃,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地位。     

百年中国佛教学术史论

本文总结回顾百年以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进展与成就，涵盖汉传佛教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南传佛教研究三个方面。采用历史分期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成历史分期、主要成果、未来展望三个部分展开叙述。以历史分期为线索综述其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再辅之以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以展现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成就和未来可能探索的方向。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

新疆为伊斯兰教流行的地区,维吾尔族也为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民族之一。但历史上并非如此。古代,佛教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千多年。对吐鲁番、库车地区来说,佛教文化甚至统治了一千五百年。因此,了解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传播的历史,对研究古代新疆佛教与内地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疆古代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传佛教,一是指在藏地形成或经藏地传播发展的佛教;二是指以藏语、藏文传播的佛教。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应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且有两个途径,一为印度,二为汉地,是由印度佛教、汉地大乘佛教、藏区原有的苯教以及藏地的民俗习惯结合而成的。根据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派系和自己独有的特点。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与建设小康社会——对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

本文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对基诺、拉祜、佤、傣、哈尼等 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 ,揭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明朝军事政策与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

晋冀沿边地区在历史时期曾经多次得到开发,但就其力度、规模和影响之于环境的变迁,则莫过于明朝。该文从聚落平面布局、土地利用的变化以及森林的减少等三个方面,就明朝政府对蒙军事政策影响下的该区域生态环境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军事是人地关系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之一,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力也更大。     

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品牌培育初探——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产业集群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品牌培育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的非价格竞争手段。湘鄂渝黔边区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老、少、边、穷、库”区,应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文章概述了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产业集群及其品牌培育的意义,提出了对该区进行旅游产业集群品牌培育的对策。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态文明与民族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马、恩对“统治”、“支配”自然的问题提出了最深刻见解 :“统治”自然的任务应是“控制”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不让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类本身 ;人对自然的“支配”只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有意识的“控制” ,是以对自然的尊重、爱护为前提的利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民族边疆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 ,处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替的不发达状态。建设生态文明 ,发挥后发优势 ,能够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民族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既是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态屏障 ,又是该地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物质保证 ,对这一地区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关键的意义。生态文明理念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培育工作必须从基础抓起、从基层抓起。领导干部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发展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生态产业 ,对实现民族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试论傣族宗教对傣语地名命名的影响

傣族人民既信仰原始宗教,也信仰小乘佛教,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傣族信仰二元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傣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西双版纳傣语地名为例,论述了傣族宗教信仰对傣族地名命名的影响。并通过佛教地名蕴涵的意义变化得出佛教是从勐海县传入西双版纳,然后在其他地区进行传播的,这一结论也与傣族历史和傣族文献有关记载相吻合。     

略论明代的僧官制度

明初确立的僧官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套僧官制度,在僧官设职、铨选、职掌等方面,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僧官网络,并通过编制僧籍簿册,有效地管理了有明一代的佛教事务,使佛教一直成为明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