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律学传统

中国古代律学自先秦至清末,历经先秦刑名律学、两汉儒家化律学的兴起、魏晋律学的新发展、隋唐律学的兴盛、宋明律学的局部发展与承前启后、清代律学的繁荣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绵延两千余年,形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化传统。作为古中国重要的法律传统之一,律学不同于西方“法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以“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刑事、轻民事;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注释为基本形态;在总体风格上重实用、轻理论;律学研究者未能形成为独立的职业阶层;实行特殊的法律教育机制;律学成果直接影响法律实践。     

天学精神与儒学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明代嘉隆以后 ,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此时西方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 ,并参与了这场文化交流。由于相属异质的东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使得天主教文化的本质——天学精神在会通中国文化时 ,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择 ,儒学伦理因其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本位特征而成为天学精神会通的首选。但传教士们却把对儒学伦理肤浅的会通当作两种文化交流的基础 ,当明末反教儒士否定了这种肤浅会通后 ,这种潜在的不利因素也就迅速地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实在障碍。     

魏晋律学昌盛之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颠峰时期,此期所取得的律学成就表明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频繁的立法活动以及前此两汉经学的发展均为其昌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律博士的设置亦为魏晋律学昌盛之重要原因.     

三位一体:波埃修斯天学的主旨

一个本体而不是三个本体,一个本性而不是三个本性,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个位格,这既是对上帝“三位一体”理论较早的诠释,也是波埃修斯天学理论想要论证的主要标的.波埃修斯对《圣经》的诠释既是为了打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教之门,也是对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某些理论的传播和应用.这一诠释折射出神学教义完善自身逻辑的需要,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由“多”到“一”的一个改变过程,展现了人对自然的感知方式由观察法到归纳法的进步.     

洛阳学初论

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研究重点、学术属性等都与"河洛学""洛学""河洛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构建洛阳学既是传承创新洛阳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快洛阳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大资源和人才整合力度,开好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洛阳学研究会、加大对洛阳学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为将洛阳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中国古代律学浅论

本文以"何为律学"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剖析了历代律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特征,探讨了传统律学的近代转型,并由此阐发了关于中国古代律学的几点评论:研究的环境是笼罩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主义政策之下;研究的主体是处于附庸地位的律学家队伍;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刑法为主的公法文化.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格局

本文根据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发展,以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０年为界,将日本现代中国 学（１９４５－１９９９）分为三个时期,并比照传统的日本“汉学”,从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史 学四个方面评介了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现状和进展,介绍了日本现代中国学所拓展的新领域： 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来说,日本现代中国学既 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实证主义学风,又发展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拓宽了 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将触角伸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深层, 使日本现代中国学成为国际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中国古代小说学本位研究

本文侧重探讨中国古代小说学的自身特征,即小说学的本位研究,重点了解它的构成、内容、具体存在方式以及研究范围.了解古代小说学是全面了解中国文论的需要,是中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需要,而这也是小说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和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重点从文体、存在方式和文本批评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学的研究范围.     

道家与中国古代数学与天文学

道家与古代数学与天文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研究领域.老子与古代数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去认识事物的数量关系,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恰恰就在这里.道家与古代天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于天体演化和宇宙起源、结构等认识方面.这在老子、庄子、<淮南子>以及近年来出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中,都有可以值得挖掘的内容.     

《历象本要》名义考

《历象本要》非李光地所著 ,此书实取杨文言之书 ,经梅文鼎及其门生弟子订正而成。光地的著述不能简单地视为他本人思想的反映。     

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

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称著于世,这与其研治并力倡科学是分不开的.黄宗羲在科学上也涉猎极广,特别是天文历算成就相当突出.本文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发掘,并探讨了其天文历算造诣在其经史之学中的具体应用.     

《天问》“问天”三考——兼质疑闻一多《天问释天》

闻一多对“斡维”“天极”“顾菟”的解读,并非新解,只是沿用前人之说。他的“‘女歧’为尾星”“‘伯强’当为箕星”的说法倒是别致,但不符合文本原意,也不符合全诗主题。“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句中之“利”当读若“黧”“黎”。《天问》中“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二句是针对前人关于“氐”星和“亢”星“以合时应”占语的质疑,实际也是对前人制定的金科玉律的怀疑。离开了全篇主题和层次,单纯的训诂是不能准确解读楚辞的。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