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西北乡兵

乡兵的分布及特点宋代武装力量由四部分组成:禁兵、厢兵、乡兵、蕃兵。乡兵是民兵,蕃兵是少数民族的民兵,也属乡兵。禁兵、厢兵遍布全国各路,而乡兵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各地都有很大差异。保甲法实行以前,乡兵多分布河北、陕西、河东、四川、荆湖、广南地区。其它如江西、福建,各自仅有枪仗手;京东有弓箭社;而京西、两浙、淮南、江东四地,在《宋史·兵志》中都不见有乡兵的记载。可见乡兵之制,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最盛。熙宁年间推行保甲法,重点也是西北地区。“诏行于永兴、秦风、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母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母习武艺”,也即不预教阅。     

略论宋代西北乡兵

略论宋代西北乡兵宋代武装力量由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部分组成。乡兵是民兵，蕃兵是少数民族的民兵。乡兵之制，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最盛，以人数而言，西北地区乡兵数量最多。多兵的本质是劳役，但与差役、夫役不同，是二者之外的义一重兵役。其特点在于：一、差...     

宋代广南东路的军队

<正> 两宋时期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是路,每路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区.本文试图结合两宋全国军事形势,广南东路的地理特点及其与各邻路的军事联系,初步说明此时期广南东路军队的兵种、编制、兵力及某些军事特点.一宋代广南东路(以下简称广东)的军队,和全国一样,有禁兵、厢兵、士兵和民兵.(一)禁兵 宋代禁军是中央正规军.北宋前期,由以两广人为主以及湖南等路的人所组成并常驻广东的禁兵,只有“雄略”和“有马雄略”这两个番号的军队.前者隶中央侍卫步军司,后者隶中央侍卫马军司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刘复生“白子弟”之名出现在北宋时期，有关宋代的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中均见记载。本文通过对“白子弟”活动的考察，探索其性质和作用，同时对北宋川峡地区乡兵的一个特例进行扼要的...     

宋代的"厢官"

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厢”。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说:“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共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北宋建立后,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于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负责。《宋会要·兵》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明道年间,御史张奎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由于城市中“厢”的设置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的,并逐…     

马谡

马谡,赵括之俦也,两人才相似,后来偾事亦同。《通鉴》(五)言赵括自少时学兵法,以为天下莫能当,尝与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每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又言赵王遂以赵括代(廉)颇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耳,括徒能读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蜀志》(九)马     

简论管仲的军事思想原则

管仲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 ,战争连绵 ,烽火不断 ,作为政治家的管仲在战争这个大舞台上显露了其非凡的军事才华。所以 ,管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 ,其军事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军事思想原则更有着显著的特色 ,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仲的军事思想原则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其一 ,富国强兵原则。《管子·权修》云 :“地之守在城 ,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 ,人之守在粟。”《管子·治国》曰 :“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 ,兵强者战胜。”《管子·七法》又曰 :“国贫而用不足 ,…     

金代经历及其官印

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代最高级的军事机构是都元帅府和枢密院。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属官设”经历一员”,正七品,“见兴定三年”。枢密院“泰和六年尝改为元帅府”,属官设“经历一员”,从五品,“兴定三年见”。其如《金史·兵志》所言,“泰和间……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一、军事经历之始置 “经历”一词见于《金史》,始自贞元四年(1156年)。《百宫志》云,该年于户部所属之架阁库设立“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覆、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志以提控、管勾、经历、照磨为对文,都是动词。虽然前三者于金代先后为官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刘延庆族源考略

刘延庆是北宋末年重要将领之一,靖康之难,延庆守京城,城陷,夺开远门引兵出,至龟儿寺,金兵追及,延庆战死。其长子光国亦阵亡。次子光世从康王赵构南渡,后为抗金名将。对这样为保卫宋室江山而战的刘氏家族,《宋史》却没能详述其族源,但云:“刘延庆,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兹据现有资料,试作探讨。保安军属鄜延路,北与西夏洪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南)接壤,是末夏军争要地。北宋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防止西夏冲突,在沿边地区,利用当地号称熟户的蕃族,组织蕃兵。“自治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然石”辨

“然石”(或“燃石”)一词 ,见郦道元《水经注》 :“浊水又东经建成县……县出然石 ,《异物志》曰 :‘石色黄白而理疏 ,以水灌之便热 ,以鼎著其上 ,炊足以熟。置之则冷 ,灌之则热 ,如此无穷。元康中 ,雷孔章入洛 ,赍石以示张公’。张公曰 :‘此谓然石。’于是乃知其名。”按张公 ,即晋代张华。关于“然石”的记载 ,《酉阳杂俎》、《续博物志》、《太平广记》、《异苑》、《小知录》等书多引用上述说法。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以为然石是石的一种 ,并且不复存在了。正如《辞海》所说 ,然石是“传说中的一种石”。那么 ,“然石”究竟是什么 ,它是…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唐宋元三朝户等制度的变化过程

唐朝的户等制度尚沿用传统的九等划分方式,北宋初则演变成五等户制,到元朝又恢复了九等划分。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前半段即唐宋之际的变化,史学界已有论证,但仍有未尽之处;至于后半段即宋元之际的变化,则迄今未见专论。为塞漏补阙,究其所以然。细绎元朝户等制度,实系沿续唐制而来;唐元九等户制与宋朝五等户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全体乡村民户为划分对象,而后者则是在主客户制度基础上的划分,只包括主户,剔除了客     

也谈唐太宗“用人如器”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上(唐太宗)令封德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唐太宗“用人如器”的观点,在其晚年所著的《帝范》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真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     

伯牙姓氏考

数百年来,余伯牙被误为姓“俞”。笔者现从《余氏宗谱》中摘抄有关伯牙姓氏、家族、世系的段落,以勘谬误。《余氏宗谱·杂记》载:“伯牙善琴,尝鼓于汉水舟中。楚樵夫钟子期踞岸听之。初,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鼓琴乎!峨峨乎若高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鼓琴乎!洋洋乎若流水’。伯牙叹曰:‘夫夫也是真知音者’!与之友善。后子期死,伯牙痛之,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者也。“按伯牙名瑞,太忠公二十四世孙,其为余姓人,姓氏谱亦记载昭昭,而他书每注姓俞,以讹传讹也。”《余氏历代总图》又载:“第一世。太忠,字叔虞,居徽州婺源县乐安乡,四图鹳嘴村家焉。”宋代欧阳修在《余氏宗谱序》中说:“修遍观尽识,则知(余氏)系出黄帝脉启,叔虞授封食邑于     

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

宋朝对官员的文武区分比前朝严格,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防范和猜忌武将为传统国策。 据《宋史》卷158 《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这段文字介绍了宋时文武官员的入仕之途和负责大部分文武官员铨注的机构演变。 事实上,宋朝文武官员入仕之途颇为驳杂,而非上述的“贡举”至“从军”五等所能概括。对文官来说,自然是科举入仕最为荣耀。据《永乐大典》卷14624《吏部条法》载,武臣有“武举出身”,“军班出身”,“武艺出身” 等等。宋朝虽设武举,而武举并非是武将的主要来源。洪适甚至说:“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有的武举人“既第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