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

晚清思想文化(主要指思想文化观念)上封闭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传统“华夷”等级观念的畸形延续;二是传统礼仪观念的恶性发展;三是传统“义利之辨”的愚昧坚持。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二是延缓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间;三是束缚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试解“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nhNeedham,1900－1993）穷其毕生精力,撰写出版了焊焊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在向世人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困扰人心的所谓“李约瑟难题”：“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州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一问题也被表述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讨论。几十年来,许许多多中外学者从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语言、思维…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辨析

文化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共通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互补性所在,它决定了文化的融合模式是一种有差异的融合;而文化的共通性则确立了不同文明的认同支点,使文明融合由求异而趋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就是冲突与融合辩证关系的统一体,它既是民族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从“内中外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一体”的演进轨迹,明显昭示了中西方化融合的走向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恰恰相反,说明历史进步的主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文明的冲突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论王韬“华夷观”的变化及其近代外交思想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突破封建文化羁绊而直接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呼吁清朝统治者不仅要在内政方面“兴利除弊”,而且要在外交领域来一次全面革新,对外交改革的关注是王韬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虽未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自居。他曾多次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设想,并不时暗示当权者自己虽别无长才,唯于“外交一途”堪备“君国驰驱”。近代中国办     

“美”与“宗教”的世纪迷局——重审“以美育代宗教”问题

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命题提出已近百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在“纯粹”伦理学诉求和“科学”观念的映照之下,将“美”与审美的“普遍性”做了恰恰是某种“宗教性”的夸张——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及其关于“科学”的神话,于是有了“美育代宗教＂”的灵感。它表面上虽然似乎是在处理西方才有的“宗教”问题,但这种“取代”的灵感,恰恰可能正来自于中国古典传统当中堪称“美的宗教”的深层的思维进路和思想维度,因而它本身也是对于一种实质性的道德世界、伦理生活和价值内容的潜意识召唤。而中国古典传统这种“美的宗教”之维,既是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的根源,同时它又确实起到消解、吸纳文化中的负能量和破坏力的作用,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意义,维护着中华文化整体上的健康和完整。     

太平天国对中西文化的扬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大炮,西方文化再一次向中国传播,中外文化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撞击。在这次中外文化撞击中,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意外地对西方文化采取欢迎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并改造西方基督教教义,借用上帝“独一真神”的无尚权威,猛烈地冲击儒学传统文化,扫荡了佛、道宗教迷信,在使近代中国农民摆脱传统的精神和枷锁方面,作了一次大胆尝试。其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     

略论“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很多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最为突出的。在此以前,是旧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而在此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则占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大转变中,中外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研究、总结“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这么几个不同于中国以往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全方位地引进外国文化。到鸦片战争为止,我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地域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即中国文化基     

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简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兴起了“中西文化研究热”,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如:《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展望》等,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从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研究者基本都承认: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碰撞、融合的时期;中国近代学习西方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尚德”:鲁迅人学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意识

鲁迅是超前的,他用独出的思想能力把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加以浓缩;鲁迅又是“尚德”的,他从思想意义上超越了物质和规范变革的两个阶段,超越“尚物”、“尚法”,而把自己人学的逻辑起点确定在了思想道德的变革上,从而提前进入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观念文化变革阶段。     

“城中村”的经济文化生态诠释

“城中村”具有特殊的经济生态,它主要通过开拓集市型经济,发展房屋租赁产业以及技术性劳务输出,实现创业守业多元增收.但是,“城中村”的环境文化生态比较差,“联宗祭祖”的宗派文化色彩比较浓厚,观念文化上也自我封闭.要化解和排除“城中村”的矛盾和不利影响,应解决“城中村”村民的城市户籍,完成户籍转轨,或者从根本上拆除“城中村”.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中国近代文化的哲学解读

中华文明是在"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以血缘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金字塔形的封闭结构。这种心理和政治上的封闭,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强化为独具特色的传统。当然,这一传统也必然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方式、图书出版的日益革新对地理上封闭格局的不断冲击而渐次疏离。中国近百年学术正是在封闭的地理格局被彻底打破之后,于社会政治全面转型中发生巨变的。中国近代学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比较选择中对文化趋同做出假设与实践,集中表现为兼容中西、博通今古、因革损益、内在转化、外向发展,自多元而趋于世界性整合。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人生派、艺术派的“转向”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变革,新文学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如此彻底和坚决的否定,使其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所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五四”新文学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充满民族觉醒的自觉精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     

论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及其他

一、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文化”和“文化史”是西方学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提出的研究课题,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蔚然成风.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和文化史晚于西方学者,但近几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成为大家所热衷于研究和具有浓厚兴趣的热门课题.关于“文化”的概念,从公元1871—1951年的八十年中,对文化所下的概念和定义一共有一百六十四种;我国学者从本国的历史特点出发,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也作出了许多新的解释,中外学者对文化概念和定义的含义是众说纷纭的,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先生等把文化的含义归纳成为四种界说,我认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前言》中申述的四种界说是:第一义,指每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积年累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和成就的总体而言.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第二义,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