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析

从房价收入比看,目前上海的房价处于高位,这对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大力提倡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贷款方式来购买商品房隐含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勉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政府提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案目前只适用于保障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没有纳入保障范围。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限价房开发模式是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文首次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倍数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以沈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消费理论对沈阳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从人口的收入、性别、年龄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依据相关结论提出了一定的政策性建议。     

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与分析——基于国家统计局分组数据的研究

文章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合理界定的基础上,改进了基于分组数据的收入群体划分和测度方法。通过对1985—2008年我国城镇收入群体的状况进行测度,进而对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出制约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及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与预测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广大农民的创收能力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手段来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思考

中国已经出现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但比重很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对于加速我国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极为重要。大力发展经济是“扩中”的根本之策 ,但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考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受到需求侧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对于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及其潜在群体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培育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我们需要在对学术界常用的四种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标准及其内涵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有差别的测量标准、发挥示范区引领作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发挥教育的功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职业结构、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精准识别与培育潜在的中等收入者。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经济结构调整、物价水平波动与农民增收——东部沿海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GDP平均增长率.通过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1978～2008年Panel Data数据研究,我们发现,经济结构调整是影响农村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对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有负面影响.农村物价水平的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率也起到负面作用.对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对农村中的资源要素流动进行合理引导,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反哺农业和农村经济,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金融支持.政府需要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防止农产品生产资料和农村消费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关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实行了内外有别的两种企业所得税制,这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吸引外资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实行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已构成了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拉大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差距,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内外统一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企业所得税制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合并"两法"的若干建议,以期加快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     

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意义及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然而作为中国人口的主体,数量庞大的农民仍然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旁观者,不能成为财产性收入的受益者,这和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新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分析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提出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优化选择

米尔利斯认为非线性的个人所得税是最优化的；斯特恩则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我们需要重新探讨累进性个人所得税制的合理性；最优税制理论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     

关于中学教师职业态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通过对包头市四所中学教师的抽样调查,中学教师的职业角色意识参差不齐,职业态度和角色认知也不很令人满意。需要转变教师职业意识,优化教师外部环境,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教师自身修养。     

中国经济突围的影响因素与战略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启动TTP与TTIP谈判,试图通过推行"贸易保护"对中国进行围堵,而同时"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也大行其道。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拉动经济重点在扩消费,必须建立扩消费的长效机制,同时要尽量减少政策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