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亚泉“动”、“静”观念

杜亚泉是五四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家 ,他以“动”与“静”来总结中西文化的特点。本文通过考察杜亚泉的“动”、“静”观念 ,并结合考察这对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别 ,来看这对本是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在杜亚泉那里如何变成了表征中西文化根本特征的概括 ,揭示出其中文背后包含的西方思想的成分。这一“表中里西”的个案 ,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刻程度。     

“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

近代思想家杜亚泉对达尔文、斯宾塞式的竞争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给近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它在欧洲的本来面貌和被误解的状况,它与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关联,以及进化论冲击下近代中国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同时,他还改造了进化论,提出具有多重思想特色的"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面貌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纷繁复杂关系,更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进化论中的诸多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从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重估杜亚泉思想之转折

杜亚泉思想的特殊性,除了他较早提出东西文化二元论及其调和论主张外,则是他早年作为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极大热情。从表面上看,杜亚泉有一个从科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推崇西方科学到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实际而言,在这两个阶段,杜亚泉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政治、体与用、政与教(艺)之间虽然有所侧重,但整体上仍然主张一种有机的互动。完整地勾勒杜亚泉由推崇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历程,并侧重考察他在这一转变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对于探讨此后循东方文化派路径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儒家"与由"五四"激进浪潮引发的"革命"走向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清末民初,杜亚泉在力主中国移植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对政党的目的及政党种类、政党制度构建进行了积极的宣扬。虽然其对政党的理论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也以失败告终,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杜亚泉的超前认识在推进国人接受西方政党观念的过程方面的作用。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国粹主义思潮述评

信古与主张复古,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不乏其人。在五四时期——这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力主复古的人物与力主西化的人一样,都很有些特点。五四时期的复古者,不同于对西方文化愚昧无知的封建顽固派,而是些有较多西学知识,有的并且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维新时期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杨度;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两大翻译家严复、林纾;通晓多种欧洲文字,以了解外国而著称的辜鸿铭,还有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人。他们由疑古而信古,由革新转向保守,由向往西方     

论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任鸿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以中国知识界卓越前驱的敏锐目光,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任鸿隽在科学教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世人所公认,他对科学教育思想的独特阐释与实践,以及在科学教育实践上提出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不仅在近代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当今中国科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超越时代的启蒙:杜亚泉“减政主义”思想探析

基于"重视官吏"等传统思想遗毒以及"出身奖励之政策"、"官僚政治"、增进国势与休养民力的冲突等政府治理难题对民国秩序的困扰,杜亚泉提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完备的制度构想:"减政主义"。"减政主义"以调和政府与社会、集权与分权、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以裁剪官厅、减官、减政、厘定官俸、区分"官治"与"自治"为具体实行途径。它与传统中国"小政府"思想和西方有限政府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杜亚泉的"减政主义"思想涉及到一些政治的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     

论留学生与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近代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风,以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了近代社会诸多方面。留学生首次将西方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对科学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近代中国科学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留学生不仅在选习科目上侧重于自然科学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而且积极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与实践。1915年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的创立,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科学救国思潮在促进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挺拔的孤峰”:备受争议的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

泉镜花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日本近代作家。文学家们给予他的评价处于对立的两个极端:前近代的与反近代的、超近代的,陈腐的与天才的。他的文学虽深深根植于近代之前的文艺之中,但并不是简单的承袭,而是在自己的骨子里将传统文艺揉碎,依照自己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标准重新组合,由此衍生出一种全新的、更为纯粹的表现方式和一个独特的浪漫世界。在欧化风潮日盛的日本近代文坛,他延续、发扬了抒情性和物语性的文学传统。泉镜花文学的主流是反近代的。     

范旭东科学救国思想论

范旭东是中国化工事业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发展工业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的科学救国思想通过创办近代化工事业得以鲜明地彰显,表明他在创业实践中笃信科学,实现产、学、研结合,始终坚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依靠科技进步兴业,既发展生产,又重视对科技的投资,人才的培养,为开拓民族工业新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范旭东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进步,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工人才.     

论严复的逻辑成就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启蒙思想家。他在逻辑上的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1.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2.把西方逻辑语义学同中国传统正名论联系贯通,促进中国科学用语的精确化。3.阐发归纳和演绎的认识方法,批判传统思维方式,促进发展中国科学。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李约瑟难题浅析

“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约瑟本人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答“李约瑟难题”,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中国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科举制度、清朝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杜亚泉的渐进启蒙思想与占据主流的激进主义相颉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活动所显示出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秉持的文化立场及苦心经营的《东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却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一方面他以稳健持中、超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启蒙文化主张而遭逢众议。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