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早期思想所受俄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一鲁迅很早就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在他刚刚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就于一九○七年写了启蒙主义的杰作《摩罗诗力说》,向中国人民介紹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这是中国最早介紹俄国文学的论文。之后,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他研究俄国文学的兴趣,可说是与日俱增的。直到逝世前一天,还支持着久病虛弱的身体,     

鲁迅与俄苏文学比较研究述略

鲁迅一生极为关注俄国、苏联文学,不仅译介了大量俄、苏作家作品,并且其创作也明显地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对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也以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成绩最丰。还在1939年,罗荪就写了《苏联文艺的介绍者——鲁迅先生》一文。但最早出现的论述鲁迅与俄国作家关系的专文,当是赵景深的《鲁迅与柴霍夫》(发表于1929年6月)。这里,我们拟先将鲁迅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总体论述作一下评介,然后再分头介绍鲁迅与各个     

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逝世前一年(1836)发表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不仅在他的全部创作生活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最早介绍到我国来的俄国文学作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部小说就以《俄国情史》为题译出,成了中俄文字之交的第一位使者。这部作品是对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在世界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一席。     

普希金与司各特——普希金在历史小说领域的师承与创新

在欧洲,普希金是司各特在历史小说方面的最伟大的后继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师承关系,早就引起人们的兴趣。雅库波维奇在其论文《〈上尉的女儿〉和司各特小说》(1939)里,把普希金唯一完成的这部历史小说,看作是他创作中的司各特时期的“最后一个环节”,完全肯定了司各特对普希金的影响。而彼得罗夫的《普希金的历史小说》(1953)一书则认为,普希金虽然接受了司各特某些重要的艺术原则,但他历史小说的结构原则来源于俄国历史。他说《上尉的女儿》这部“小说中历史与虚构的诗意结合,正好表现在农民起义环境里贵族家庭命运这个情节中。     

《科洛姆纳的小房》的论战思想

《外国文学专刊》第二期刊出了拙译普希金长诗《科洛姆纳的小房》。这篇长诗被认为是普希金的一个“闷葫芦”,俄国人自己也承认很难理解,一直聚讼纷纭。为了给研究普希金的学者提供研究资料和帮助一般读者理解这篇长诗,谨从《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语言版》一九八○年第三期翻译了这篇专论。     

俄国第一部历史悲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

作为诗人和小说家,普希金早已闻名世界,但对于作为戏剧家的普希金,以往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对《鲍里斯·戈都诺夫》这一历史悲剧的具体分析,着重探讨了普希金为打破古典主义对俄国剧坛的统治所进行的大胆的艺术革新,从而为俄罗斯戏剧的现实主义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普希金和《普加乔夫史》

1834年,普希金完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向世人介绍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该书为俄国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普加乔夫起义奠定了基础。普希金也因此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苏联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果戈理讽刺艺术—“含泪的笑”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讽刺艺术大师。 关于他的讽刺艺术,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果戈理)“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普希金读了果戈理《旧式地主》之后说:“一首我们不由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而发笑的田园诗”。两位作家肯定了“含泪的笑”是果戈理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     

简谈普希金的《四行诗节》与《致友人》两首抒情诗

一九二七年苏联出版了魏列萨耶夫所著《普希金略传》一书,后来曾多次再版。说明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在这部《略传》中有这样两句话:“尼古拉一世能使他屈膝,而普希金居然跪立。”德·米尔斯基在《普希金在诗坛上的地位》一文中也说:“普希金不恭维地顺从了尼古拉一世,由于自愿地投降,必然走上不自愿的低首下心的道路……”而在魏列萨耶夫和米尔斯基之前,类似的评论就更多。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普希金的《四行诗节》和《致友人》两首抒情诗。在第一首诗中,普希金把新即位的尼古拉一世比作俄国历史上开明的皇帝——彼得大     

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戢翼翚与普希金

普希金的第一部汉译作品是《上尉的女儿》,译本题作《俄国情史》,系据日文转译,译者为戢翼翚。这是一部归化式译作,书名、人名、人称、体裁、字数均与原作有较大的出入。不过,责任主要不在中译者,而在日译者。日译本本身就是一个缩写本,上述问题都是目译本所存在的。戢译《俄国情史》虽是一部很不完善的译作,但它开了翻译普希金作品和俄国文学名著的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戢翼罝与普希金

:普希金的第一部汉译作品是《上尉的女儿》 ,译本题作《俄国情史》 ,系据日文转译 ,译者为戢翼。这是一部归化式译作 ,书名、人名、人称、体裁、字数均与原作有较大的出入。不过 ,责任主要不在中译者 ,而在日译者。日译本本身就是一个缩写本 ,上述问题都是日译本所存在的。戢译《俄国情史》虽是一部很不完善的译作 ,但它开了翻译普希金作品和俄国文学名著的先河 ,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中国翻译的普希金作品

1979年,中国的社会团体举行了纪念伟大诗人普希金180周年诞辰的活动,长期中断的翻译和重版普希金作品的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 1979年出版了刘辽逸翻译的《杜布罗夫斯基》(1958年上海版的重版)和梦海翻译的《普希金童话诗》(1962年版重版)。此外,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出版了以普希金同名小说《暴风雪》为书名的译作集。 1980年中国开始出版专业性刊物《苏联文学》。第1期刊载了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歌。 1980—1982年,大规模地重印了50年代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同时一些作品还在杂志上重新发表。1983年开展了普希金作品的普及工作,开始出现数量更多、文学性更高的新译作。     

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

迦尔洵(1855—1888)是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所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即收有鲁迅先生所翻译的迦尔洵的《四日》一篇,并对作者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泽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这里所提到的《绛     

评普希金的《波里斯·戈都诺夫》

在俄国贵族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广场起义前夕,普希金于流放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了一部真正社会历史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这部悲剧和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一起,被誉为普希金诗的王冠上两颗耀眼的明珠,并认为它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应占首要地位的作品。     

俄苏普希金学述评(二)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普希金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弊病逐渐得到克服，普希金学开始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1937年堪称“普希金年”，之后，大型文集《普希金──俄罗斯新文学的奠基者》出版，集体项目《俄国文学史》上马，其第六卷首次将普希金生平研究和创作研究融为一体。“二战”爆发，普希金研究被迫中断。战后几年，庸俗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复活．但在批判个人崇拜之后，普希金学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0年来，普希金研究呈如下特点：1、重视基础工程建设；2、对普希金生平和创作进行全方位研究；3、研究方法多样化。     

后苏联时代俄国的普希金研究

俄国的普希金研究并未因苏联的解体出现断裂和停滞,反而在1999年诗人200周年诞辰前后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纪念活动广泛开展,研究成果大量问世,新版《普希金全集》、《普希金百科全书》、《普希金生平与创作年谱》等基础工程的完成和出版,成为普希金研究中新的里程碑,诗人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研究和本体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后苏联时代的普希金研究是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时的文化自卫,也是他们在国内经济恶化、国际地位下滑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民族团结、民族振兴的呼唤。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来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系谈起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发表得最早的一篇,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但对"狂人"的人物形象刻画,笔者以为还应该是得自鲁迅所读的德语版、周作人所读的英语版的梭罗古勃(Fyodor Teternikov Sologub)小说《小鬼》(The Little Damon)的影响。这个"狂人形象"是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