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乐府诗鉴赏辞典前言

谈乐府诗,总要先谈乐府。究其本义,它原是汉代主管音乐机关的官署名。创始于武帝(前140—87)而废置于哀帝(前6—3)。其职责是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以创造新声乐调。《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又《礼乐志》亦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李延年列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命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道审美思想初探

儒家的审美目标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审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道家则强调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审美的途径上,儒家重感性认知,强调“诗、书、礼、乐”等审美途径,而道家重心理过程,主张“道法自然”。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方面,儒家认为审美是为实现伦理政治服务的,而道家则认为审美的功能在于创造性激发功能,即促使个体自行参悟自然之道。     

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

乡饮酒礼乃大司徒所积极推行而深入民间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于教导百姓谦让不争的良好美德,对于大众生活之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之凝塑都极为密切,故而本文特别以乡饮酒礼为对象,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此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三大过程为讨论范围,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本文之进行,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目的与讨论之范围;其次,概述乡饮酒礼的四种类型与意义;再其次,则透过乡饮酒礼正礼中五步骤使用诗乐之情形,探讨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然后,则论述旅酬以及无算爵与乐的阶段,其所用之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继此之后,再讨论典礼后续余波部分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最后,则提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音乐与诗歌、舞蹈的关系——简论“南、雅、颂、仑”

音乐与诗歌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是先有歌谣而后有乐调,还是先有乐调而后再配上歌谣?或者古代歌与诗同时产生?这个问题搞清楚,有助于了解古代《诗经》“乐”和“诗”“舞”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明确“南、雅、颂、龠”四种乐器,究竟是通行的“六诗”“六义”为主,还是以最新观点的“乐调”为名。仔细考虑,似乎先民时代,在初,终是先有歌谣各色各样的调门,彼此传唱独唱和合唱,形成一种固定的旋律,唱起来协调,听起来悦耳,世代相传。其中擅长音乐(或爱好)的人才,较有兴趣将音调的符号,把唱腔随时记录,配以表达歌调的乐器,就成为配乐的乐曲。一般情况,终是先有歌谣,而后配以声乐,这是通常程序的一种方法。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伦理和艺术表现诸种功能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论西周青铜器与铭文的文化功能

西周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形制、纹饰乃至排列组合都昭示着既定的礼乐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指的就是青铜器能从各方面展示出礼乐规范的重要功能,"铸鼎象物"无疑就是"铸鼎显礼""铸器以显礼"。天子铸器以沟通天地、承接天命,而公侯大夫铸器无疑也是通过祭祀向祖先祈福,以保佑后世子孙,其背后的意义同样也起着展示权力、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青铜器是西周制礼作乐的载体,青铜制度往往就是礼乐制度,青铜观念往往就代表着礼乐观念。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     

媵婚与西周婚姻礼法的哲学背景

西周的婚姻礼法问题,史家多有研究,但西周婚姻礼法所以产生的哲学背景问题,论者殊少。本文以西周的血缘宗法制为切入点,考察、论述了：一、西周以来“昏”和婚姻之礼的文化观念以至于哲学机缘;二、西周以来,男婚女嫁的年龄与礼法的关系以及确定婚姻年龄的哲理思考;三、西周以来,婚嫁时令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心理;四、早周和西周“腰婚”形态以及这一形态的,。理结构等等——通过对以上诸问题的考察,我们认为,西周婚姻礼法人类学意义上的祈向是人类自然本体的优化塑造与人类生存秩序的营造,其哲学背景则是二元对立生成观念的高度理性抽象。     

先周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

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和独特的意义。周代商而形成的礼乐文化,对于中国文明具有奠基的作用。周文化之所以对中国文明起了关键性质的变化,在于先周的文化积累,为中国型农耕文化打下了主要基础。这一奠基表现为：先周文化对中国型农耕文明的奠基作用,对中国圣人样板的奠基作用,与中国礼乐文化体系化的关系。与中国政治型文化初次辉煌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思想塑形的关系。     

“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的认识论意义

《大雅·文王》是西周初创作的颂扬文王盛德的诗歌,这首诗歌体现了西周初在重视人道德品性的思潮中,开始产生了关于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其以人的道德属性配以上天意志的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这种思想将人的道德属性看作联结宗教天命意志和人自身命运的纽带,是中国传统哲学思辨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活动转入对人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论的思想方法。     

先秦时期朝聘场合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朝聘是先秦时期外交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朝聘场合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朝聘场合的用乐用舞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机构建置情况 ,朝聘场合的赋诗与引诗体现着时代感 ,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取向。而朝聘场合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则较多地表现为物质文化交流 ,表现为周人音乐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表现为翻译人员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朝聘场合的对答 (如“问礼”、“问政”、“问疾”)或观礼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