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腐败的制度性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权巩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尤其是处在体制转型期的中国,更是经历着腐败滋生甚至蔓延的侵蚀。毋庸置疑,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但转型期的种种制度缺陷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频数和规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假设腐败者都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的经济人,从而揭示腐败滋生的制度性因素。     

"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首先对"一把手"腐败问题从委托代理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现行官员体制下,一把手上下级之间是特殊的代理链,代理链往上看时是单线的,往下看时则是放射状的,代理的效率关键取决于一把手.接着,本文建立了一个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博弈模型,对腐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官员选择适当的工资水平而不是高薪养廉,对上级监督腐败进行激励和约束,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降低监督成本,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行政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花大力气去惩治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腐败的成本收益、我国关系经济模式的现状、政府权力界定以及我国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不均衡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历史“遗产”与转型期的腐败

二千年封建专制中的“家长制”和“官本位”、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史”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历史根源。“官本位”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而人文衰则制难立,只有清理这三大“遗产”,以创制改制来消解旧体制的弊端,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民主、法治、科学、自由之精神相结合,进行新的人文启蒙和道德重建。     

对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学术界目前大多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但却忽视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以上诸因素的反作用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即企业、劳动者和政府有重大影响。     

关于腐败行为的经济学思考--张二江案例分析

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消除这一痼疾,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严厉打击行为,但是这些打击不仅没有取得原来预定的效果,反而腐败随着社会、经济等的发展,变的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干部官员的腐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败坏的所造成,而是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文章运用经济学,结合原湖北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腐败案例对我国目前出现的腐败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我国目前出现腐败的部分深层次的原因.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通病,惩治腐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不仅与其本身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也与人们对腐败实质的不同认识有关。本文认为,腐败的实质是在既定制度前提下,不因公共权力使用的失误而给社会造成的社会净福利的减少,完全是一种负的外部性。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五毒书记"张二江案例研究

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个人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要遏制腐败,必须构造一种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权力设置、控制、监督和使用的运行机制,并采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等多种措施.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转型期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客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经济转型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和重构

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意识形态基础、有效性基础、规则基础。经济转型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出现了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深刻的影响。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程序合法化的制度规则建设,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转型期政治腐败成因及社会可承受度分析

转型期中国面临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政治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政府和民众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腐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对于政治腐败,我们已经开出的对策固然很多,但必须对政治腐败在目前时期的定义准确的进行划分,对政治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腐败的社会可承受度。这样才可以比较理性全面的认识转型期中国的腐败问题。     

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这一转变。以乡村行业人数统计为基础,参照国外职业分层标准,依据享有经济权力、社会资本的差异把转型期农民分为8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农村社会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各阶层仍未真正脱离农村,阶层边界不固定,行业分化和区域分化不平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执政党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有效整合。     

论废除我国贪污贿赂型犯罪中的死刑规定

死刑由于与现代刑罚旨趣格格不入,因而废除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贪污贿赂罪中的死刑同样在四个方面显示了其不合理性: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不符合谦抑性思想、违背罪刑均衡原则、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相较于国事犯罪、军事犯罪和暴力犯罪,贪污贿赂罪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较小的,因而在这一领域率先废除死刑无疑是阻力最小且最符合国际趋势的。应当承认的是,在贪污贿赂罪中废止死刑是较为敏感和棘手的,因而我们可以由易到难,从犯罪主体入手,先国有、集体企业人员再过渡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配备相应的自由型和财产刑。     

社会转型期提高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的几点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提高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范要求的合格公民,保证我国的社会转型在稳定的秩序中顺利进行,是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任务。在社会转型期落实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应当从完善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措施入手,最重要的是协调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顺应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调动我国公民的政治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策略,把握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正确方向;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等方面。     

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条件

1997年刑法修改前,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不退还的情形规定以贪污论处,在当时被理论界批评为客观归罪,有悖定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1998年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后客观上有能力退还主观上不想退还的情形排除在挪用公款罪之外,转而以贪污论处,是以不退还、拒绝退还等客观结果推定贪污目的的存在,仍然是一种客观归罪。能够证明挪用公款主观目的向贪污公款主观目的转化的事实,不是非法占有公款的客观结果,而是非法占有公款的行为和过程。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发展、调整深化、全面发展与僵滞徘徊 4个阶段 ,研究的内容紧跟时代步伐。     

建国初期反腐成效及其当代启示

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的最初实践中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制 定严格的制度,确保反腐工作有凭有据;狠抓、严惩腐败分子,确保反腐工作有始有终;开展优 良传统教育,确保反腐工作截流堵源,开创了廉洁、积极向上的一代党风。这对我们党在新时期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国家发展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兼论腐败现象的社会符号属性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在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结构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必然增加转型时期的相对不确定性。究其根源,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发动机,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也给既有的制度框架与文化系统带来冲击。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发生及演化的规律可以作为社会符号观测和解释社会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威胁,而针对转型期不确定性威胁的对策只能是持续深化改革,完成社会转型与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