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轻刑伤民”思想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在刑罚轻缓化思潮的左右之下,作为重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当今中国刑法实践中的过度轻刑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过度轻刑化现象从根本上有害于刑法的惩罚公平和预防功利之实现.中国古代法家的"轻刑伤民"思想尽管难免偏激,但对当今过度轻刑化现象不无启示,并有着相当的警醒作用.     

"治乱重典论"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相信"重典治乱"的刑事政策,但是,历朝历代对这一政策的运用均有不同,极端重刑主义、约法省刑、重重轻轻是其中三种用刑的模式.当代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20年来仍然信奉"重典治乱"的理论,持续的"严打"造成了刑罚结构的日趋严酷,难以为继.对犯罪的治理应当转变思维观念,不可盲目依赖重典.     

"自由的保守"还是"保守的自由"——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分析

关于奥克肖特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一直存在争议.从他的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分析可知,"自由"与"保守"的两分对奥克肖特并不适合.奥克肖特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突破近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路径,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表现为对连贯性与平衡性的追求,摒弃极端意识形态就是这种追求的体现.     

鲁迅批判中国负面文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尊孔"—"反孔"—"尊孔"的"循环规律"和"轮回现象"。鲁迅体察到孔子的负面思想铸成中国古代腐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极端牢固性和超强稳定性,以及变革这种社会历史文化结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应当根据新时代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采取鉴别和选择的科学态度。我们需要肯定他们应当否定的东西;同时否定他们不应当肯定的东西。我们应当防止和克服以保守的态度对待保守,又以保守的态度对待激进。我们同样不能对文化激进主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淡忘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化先驱者的历史功绩。     

论西周初期艺术创作上"质野情浓"的艺术精神

我国的上古时代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用血与火来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充满着血腥和暴力;另一方面.先民们对原始生命力和万物的神灵充满着狂热的宗教崇拜.这种血与火熔铸的深沉历史和原始狂热的巫术宗教激情渗透进艺术领域,就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一种"质野情浓"的艺术精神.到了西周初期,这种艺术精神还继续存留着.西周初的乐舞艺术和青铜艺术无不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和野性的质朴,体现出"质野情浓"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是中国早期的一种艺术精神,不过随着周代礼乐文化的兴盛,它反而随之衰退了.     

略论20世纪中国国民的心理历程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清王朝的崩溃、西方列强的侵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变迁,这都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中国国民的心理历程大致经历了羞辱痛苦期、困惑压抑期、爆发抗争期、解脱兴奋期、盲目狂热期、奋发创造期等六个阶段。这种心理历程是跌宕的历史在国民心理上的必然反映。     

苏南土地改革时期斗、打偏激现象的历史考察

苏南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斗、打偏激现象虽然时间不长,但较普遍和严重,斗、打的方式多种多样。土改干部对党的政策的误解、群众的盲目和冲动、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及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构成了干部群众偏激行为的成因。     

在柏拉图与智者学派之间--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难困境

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是智者学派在哲学上的贡献.但是非建设性的极端、盲目怀疑将导向否定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在"虚无"的沙漠上出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转折--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它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是许多哲学家的热切追求,但是未经反思、批判的"理想"恰恰最容易成为人间灾难的根源.怀疑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应相互扼杀,而应形成一种相互批判、相互激发、相互容纳的局面.     

拓展文学批评的视界——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粟世来:胡老师您好!我受<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赵国军先生的委托,对您做一次学术访谈,访谈将主要围绕您的研究展开.首先我要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您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发表了一些颇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比如,在2007年举行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作了"开放的民族主义"的发言,并将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立场.但在如今,民族主义不说声名狼藉,也可谓名声不佳.霍米·巴巴就提出过"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impossible nationalism)来指称一种狂热的、排外的、极端的甚至是暴力的民族主义,认为它已不再具有"民族一国家"建构的历史有机性和进步性.请问您倡导的"开放的民族主义"(open nationalism)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中我们应怎样坚持这一立场?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新月派与沙龙艺术

新月派没有系统的文学主张和统一的艺术方法，却有相同的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这就是自由主义精神和超然、容忍的绅士风度。在艺术上，他们标榜“理性”，要求“纯正”，提倡“健康与尊严”，反对“狂热”与“偏激”。这种沙龙艺术必然与革命文学相对峙。但社会的变动，终于使他们中的有些人走出沙龙，正视现实乃至参加民主斗争。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以西释中”衡论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近年来广受质疑,甚至出现了一股盲目排斥西方哲学的极端观点。尽管"以西释中"的实践的确导致了需要认真关切的问题,比如"垄断中国哲学话语"、"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等,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应该置于学术层面加以讨论。检视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演进可以说,"以西释中"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实践,而且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并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缘于应用主体的学术素养与价值立场,另一方面缘于我们并未正确、深刻理解文本的性质以及被理解文本与解释实践的复杂关系。而基于这种认识的形成,"以西释中"仍然是中国哲学更新、完善自己的基本途径之一。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说起

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两个极端——虚无主义和偶像主义——之间滑动。冯友兰先生于1957年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试图走出这两个极端。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他提出这种方法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方法仍然是缺乏理据的。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不仅需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做出新的思索,也需要超越抽象继承法,重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不同文化的非理性特征与国际文化交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明显的"误判",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和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以及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但从自我反思的角度看,国际文化交往中的中国式非理性言行也可能带有偏狭和狂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反思意识首先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其次,文化的自我反思以及反思成果的交流,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再次,通过自觉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都会出现行为模式不同的非理性狂热,谁都不可能单独地引领未来的世界文化主流,并且还需要相互制约和清除"可怕的错误"才能共同继续生存下去.     

论古代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历史命运

古代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流科技成果并非仅仅是"四大发明",堪与"四大发明"比肩而毫不逊色的成果还有两项,即金属管形枪炮(包括火箭)和纸币.金属管形枪炮发明于中国这一史实长期隐而不彰.就西方而言,这种新式武器从中国的引进是以十分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就中国而言,封建王朝政治理念中的"内忧"病灶,导致对"利器"的研制和应用的极端垄断,大大抑制了近代枪炮在技术创新上的健康发展.最终,金属枪炮的技术革新在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在它们的诞生地中国却日渐式微.     

论孔墨之相通

自战国以降,"儒墨相非"似乎已成为不易之论,其实这种趋于偏激之观点尚有待于商榷.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在"仁爱"与"兼爱"、"尚贤"与"知贤才而举之"、"节葬"与"丧致乎哀而止"等诸多方面,皆存在着相通与相融之处.儒、墨在相互攻讦的表象背后,彰显的恰恰是同地域性文化语境下哲学认识的同步性.     

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     

“疯”与“痴”——由福柯《疯癫与文明》看阮籍之任诞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等人的任诞与福柯笔下的疯癫有共性,就其形式的角度,都表现为一系列怪异偏激的举止,"谵妄的话语"、"古怪的言谈",究其实,都是最求本真自由状态的表象,而正是因为和时代的权力所使用的意识工具的矛盾,这些本来最能表现出人类真性情的行为被荒诞地断定为异质.而权威统治下的主流话语语境氛围,是造成这种武断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