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道'"理型与形而上学的中国形态

在《道德经》中,无论"德"、"道"的理念,还是"德"—"道"关系,都是兼具哲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双重本性。《道德经》的形而上学有两大基本特质:"德"—"道"合一,开创"德"—"道"的形而上学传统;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一,开创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传统。"‘德’—‘道’"理型建构了"尊道贵德"的形而上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它以对"普遍理性"和"伦理总体性"的追求为动力,而"道"与"德"的自然自由的本性,又使之具有拒绝形而上学恐怖的本性。《道德经》中哲学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无中介、无过渡的生态同一,对解决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难题,解释现代西方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情感维度

道德情感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在儒家道德情感论中,道德情感既是个体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相贯通的中间环节,也是社会进行道德示范、道德奖惩、道德规导等道德教化活动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对道德情感的阐发是多维度的,往往使之与“情欲”“心性”“人道”“天道”“天理”等概念相互交织,并且借助“仁爱”“孝悌”“恻隐”“羞耻”“荣辱”等众多概念来表达其丰富内涵。由于重视和强调道德情感,儒家伦理思想没有仅仅以空洞的道德理想、抽象的道德命题、玄妙的道德精神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因为能够关心道德生活中的“人之常情”而显得更加具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该借鉴儒家重视和强调道德情感的伦理思想传统。     

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讨中存在的歧误,指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并不限于《道德形而上学》,而且还有《永久和平论》等几个短篇著作;通常被视为“道德形而上学”著作的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并不属于作为未来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和《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属于批判哲学的范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回到了“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而是本身就是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只是一者是基础的奠基,另一者是在所奠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传统道德的功利因素及其评价

传统道德体系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是禁欲主义和重义而轻利的。实际上 ,传统道德包含着许多功利因素。孔子的“利民”、“惠民”、“富民” ,孟子的“制民之产” ,荀子的“人生而有欲”等。传统道德重视功利 ,也重视以礼节之 ,是一种适度的功利主义     

"德"、"法"协调理论初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文章从为什么提出“德”“法”协调、“德”“法”协调何以可能、如何进行“德”“法”协调三个方面作一初步理论探讨。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社会生活中主体有德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分析

实现道德选择中的有德行为是社会有序化的关键。有德行为是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价值的选择行为。其内涵包括主体的意志自由、利于人的意识和利于人的事实,其实质是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对时下情景的正确判断。主体的意志不自由、多重道德价值评价的存在、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等,会带来主体有德选择的困境。因此,合理的社会舆论、面对多重评价时坚持“价值量大小”的优先序列原则,以及发生价值间冲突时坚持“底线伦理至上”的原则,可以使主体走出有德选择的困境,实现有德行为。     

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关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一点思考

本文认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前提是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性,而当前道德建设的归宿是走向对道德情感的强调。只有解构理性道德,弘扬道德情感,才能建立起充满人性的“主动道德”,才能把当前的道德文化建设引向更深层次的关于人的终极关怀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道德优先论：康德与牟宗三比较

康德为解决理性运用中的统一问题,依据逻辑确定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牟宗三则依据中国传统资源认为德行优先于知识。对两者进行比较发现,道德优先是康德和牟宗三各自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因而道德优先论之花开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待实践证实的道德理想主义。     

理智与情感——“五四”新道德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建设

近年来有关“五四”新道德的争论存在片面化极端化倾向,指责新道德缺少形而上建设是错误的,但是仅仅肯定“五四”形而下建设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五四”新道德在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共同影响下,既注重以人为本的人类主义和个人主义,又突出新道德的现代理性和超越精神,它是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向度展开的双重建设。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在古代蒙古族社会 ,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维护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佛教伦理思想完全改变了旧时蒙古人的道德结构 ,使蒙古人他律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本文对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作了对比 ,分析和揭示了佛教道德思想在蒙古人中传播的过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传统道德敬畏心态形上建构的思维演进与价值考量——以传统官箴果报文化为主要视角

由＂天命＂而＂果报＂的传统思想所构筑的道德敬畏心态的形而上学,不仅对传统仕者的官德立品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且还展现了由＂神道＂而＂设教＂再到道德＂说教＂的＂达人＂之路。其于情感呈奉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旨趣、荣辱意识和道德用意,不仅启示我们要在社会发展定数的不可控中,于自身生存有限性的高度警觉里,将这种对于生存的敬畏演变成对于道德荣辱本身的敬畏和自觉,并由此转化为人类自身的道德救赎行动;而且其由＂神道＂到＂人道＂的重心演变,更引导我们在其价值的现代化转化中,要以对＂形而下＂世界的更多关照去实现其＂形而上＂的神圣魅力。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浅谈高校校园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建设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高校应将这些思想融入到校园建设中,使其在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学生道德等多个领域得到提升,从而促进校园文化健康发展。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