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韩非“儒分为八”说

近年来学术界在儒家思想史中,对第二期新儒学心理气三派不同观点的逐一剖析,和对第三期现代新儒学一、二、三三代著名人物的开展研究,都取得显著的成绩,但相反地,对初期儒学的形成和发展则未予适当注意,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本文旨在就初期儒学的发展,特别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是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其新儒学思想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二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化中国”；三是实现“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的双向互动以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

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与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杜维明认为:“对儒学资源的汲取应有迫切性”

作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教授对儒学情有独钟,并在儒学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杜维明教授指出,对儒学资源的汲取应有迫切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杜维明教授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近一百年来儒学的发展是很辛苦、很曲折的。     

"一阳来复":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前景--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断开拓儒学论说的空间,创造性地提炼、转化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并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本文在杜维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和全球社群的宏观背景中,从其整体思想,即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把握其解释理路及其论说的创新要点,彰显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意义。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儒学精神的新发展

儒学在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长期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且不断有新的发展。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曾因为自身没落需要复兴而得以发展,也曾因为我国受西方文化冲击需要儒家精神振兴中华文化而得以实现儒学发展,也有新时期执政理论的创新而得以促进儒学精神的新发展。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儒学精神的新发展。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论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站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高度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 ,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等三个方面 ,分析了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美籍华裔学者、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指出其在理论上创新及其意义与理论上的不足和缺陷 ,揭示了杜维明文化哲学思想对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尤其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影响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劳思光: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冊享誉汉语学术界三十馀年的劳思光,一直被误称为新儒家。但从劳氏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立论与哲学方法的同异看,劳氏并不是新儒家。虽然劳氏认同先秦儒学作为成德之学能直接把握价值根源,但从不讳言儒学是现代民主政制的障碍。同时,在梳理宋明儒学六百年的思想发展之际,劳氏是从哲学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区分与评估不同阶段的宋明儒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得出其著名的"一系说",而有别于新儒学代表牟宗三的"三系说"。此外,劳氏与新儒学的另一显著差异,就是从批判视角,以"历史动态观"考察中国文化,且从不回避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失效的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处境之下探讨,就令劳氏以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而不是以敌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世界中的中国,而不是与世界对抗的中国",这就是劳思光的格言。     

自主创新与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和交往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可以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也可称为辐射世界现代化阶段,其基本实质就是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先进文明大国;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具有辐射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竞争力.中国要实现第三期现代化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完成第二期现代化发展阶段向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就必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当代儒学思潮简论

“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是当今对港台及海外思想文化界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潮,近年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展和文化研究热湖的兴起,在国内学术界亦有播散。本文作为尝试,以中国现代思想史为背景,简述了当代儒家确立“返本开新”之位的儒学发展三期论和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特征、根脉、趋向、机缘诸问题,并对其宗教意义的道德复归提出了批评。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儒学是中国的经院哲学

儒学在汉代被神化和宗教化，但中国与欧洲中世纪历史状况不同，儒学在汉代之后宗教地位下降，它的宗教性和孔子神化受儒家本身的批判和道教、佛教的冲击，再加上儒学与皇权的关系，又使它表现出明显的学派性．这一点很象西方经院哲学的二重性。从比较两种经院哲学这个新角度看二者的相似之处，不能不得出儒学有宗教性和学派性两个维度这个合适的结论．人们经常把儒学的一些观念当作历史传统，透过表面观点进行深度历史价值的思考，不能不看到经院哲学式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哲学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