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佛教

朱元璋青年时代在皇觉寺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对自己早年的经历有所忌讳,但对佛教仍有崇敬之情。他曾经下诏征集东南的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向佛菩萨顶礼膜拜。他在提倡儒家思想的同时,还下诏令天下僧并读《楞伽经》,使其与《金刚经》、《心经》一起,作为化导群生、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武器。他虽然强调要对“造愆而犯宪”的和尚予以惩罚,但对严格遵守佛教戒规的大德高僧却表示尊     

朱元璋与致仕官员

明洪武朝致仕官员系指因老疾等而不堪任事或因故等而不愿继续任事的退职官员。不含事故官员,即官员因事故受极刑(处死)、病死、纪录(因职务事故受处分)、行止(道德败坏)而退职、离职或除籍者。一般而言,官员到年令听其致仕;致仕时,为臣者有乞、请,为君者有允、从;致仕后,极少数官员赐第京师,大多数官员离职还乡。     

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

明代统治者仍和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样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广泛利用符派道教为他们服务。因此,在明中叶以前,除全真道相对地逐步沉寂而外,符派道教则仍处于继续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极...     

朱元璋与明初国子监

“礼义所由出 人才所由兴” ——朱元璋重视国子监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在“治国之要”以学校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对创办最高学府——国子监极为重视。 早在宋龙凤十一年(1365,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先元璋就把原集庆路(今南京)的儒学改建为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982)又改“学”为“监”,扩大规模于鸡鸣山之阳:“中为彝伦堂。分两厅(博士厅、绳愆厅)、六堂、三十二班。左庙(先师庙)右学,亭庑厅厢,肆业有所,会馔有     

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又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朱元璋一生的经历很复杂,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要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必须全面占有资料,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以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朱元璋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就他们与元朝、地主阶级、其他各支起义军、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等各方面的关系,按时间的先后和地区的不同分别进行考察,才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结论。然而,迄今为止,这样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准备讨论朱元璋与元朝之间的关系。一个最简单的基本事实是,元末农民战争是以推翻元朝反动统治为目的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对待元朝的态度,对于各支起义军及其领袖来说,都是一个根本的政治态度问题。朱元璋对元朝抱什么态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态度又有哪些变化?这便是我们想要加以考察的问题。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参加研究讨论。     

略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

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前后有何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问题,近来虽有学者撰文论述,但失之简略,一些论点亦有商榷之处。笔者认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经历了准备投降——友好往来——招降三个阶段。这种变化皆是以其军事力量的消长为前提的。     

洪秀全与朱元璋比较观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小几千次农民起义,在改变生产关系这一点来说,是通通的失败了。但在改朝换代这一点来说,却有两例是成功的,那就是刘邦、朱元璋领导的起义。他们分别推翻了秦、元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改朝换代,这要历史主义的对待,不能一概否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这种改朝换代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改朝换代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的;而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另当别论了。     

朱元璋对人才的使用与摧残

本文指出朱元璋既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又摧残和扼杀人才。文章在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互相矛盾而又彼此统一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上。这种复杂现象的出现,决不是朱元璋个人出尔反尔的品质问题造成的,而是封建社会末期君主专制统治必然产生的社会问题。结论是:封建专制主义是人才成长的大敌。而封建文化专制这把软刀子对人才的扼杀尤其厉害,其严重后果远在屠刀的直接诛杀之上,最终导致了明清科学文化的衰落。     

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

与守成皇帝可以从父兄的耳提面命中掌握治国经验不同，开国皇帝只能从历史上学到治国方略，而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对史书的尊崇则又是一般的开国君主所无法比拟的。从汉高祖刘邦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何，及古成败之国”①的迫切心情，到明太祖朱元璋对史书孜孜不倦地阅读，无不反映出他们对历史经验的渴求。而出身贫寒，受教育有限的朱元璋，尤其看重史书所传载的历史经验教训。据《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特别喜欢阅读《汉书》，时时以与其出身相同的刘邦为榜样，并常与诸大臣纵论历史，指陈利弊，反映出史学在其统治…     

朱元璋与元末明初文风嬗变

明初文学,界于元末文学与盛明文学之间,作为过渡阶段,有着重教化而轻审美的特征,但其文学理论和创作都有一定历史贡献.开国帝王朱元璋在元末明初的文风嬗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通过以儒治国、倡导质朴文风、改造士人精神风貌和自身创作垂范,有力促进明初雅正文风的回归,但其实行残酷文化专制,晚年偏爱颂世文风,阻断了元末人文复兴思潮,又导致文风出现向台阁体过渡倾向,他于元末明初文学可谓功过参半.     

论朱元璋的天道观

本文认为朱元璋的天道观是成就其一生伟业的思想核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整个明代文化思想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朱元璋的天道观渊源于儒学，主要来源于孔子学说．朱元璋是天命君权和“历数”论的信仰者，其神权思想集中表现便是主张祭祀百神，并且把这种祀典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但在朱元璋的天道观中有许多闪光的因素，主要是崇实践虚，摒弃神仙鬼怪等浮伪虚诞之事和天人一理，尽人事以待天命。总之，朱元璋既有听天由命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精神，是天人交相胜论者的典型代表．     

朱元璋出生地考辨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的争论,主要是凤阳说与盱眙说之争。凤阳说即钟离之东乡说,它不仅以朱元璋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表述为依据,而且有许多旁证,因而为明清官方编撰的实录、正史和私家撰写的绝大部分史书所采纳。盱眙说出现于朱元璋去世之后,依据的是民间流行的圣瑞传闻,不仅荒诞无稽,而且各种传说彼此9牾,漏洞百出。最近安徽的学者经多方考证与实地考察,认定元末的钟离东乡,在现今的地名为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使凤阳说得到了确证。     

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虽然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为大明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朱元璋的历史性成就与心性之学

在中国古代,许多志士仁人临难不苟,舍身取义,多被认同为曾受心学的影响.在此,我们要研究的却是另一类型的人物——皇帝是否也有人曾受心性之学的影响.本文现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试作一些粗浅的探析.     

朱元璋的法制宣传的得与失

在中国法制史上,朱元璋注重法治,特别是他在法制宣传方面的作为,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 朱元璋由于他出身布衣,身经乱世,看到“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①,因而能意识到法律能否为官民所知,直接关系到法治的成败。这使朱元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张“立法从     

朱元璋与明代国家监控体制的奠立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即对政制进行重大变革,监控体制属其中重要一环,它对清明吏治、维持明朝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起着重大作用。朱元璋的监察思想,实与其自身的特殊经历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明代监控体制的特色与创新性,充分体现在监察机构的高定位、科道并举的双轨制、监察运作的规范化及赋予民众一定的监督权力等方面。这一体制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制衡”理念,其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刘邦与朱元璋治国方策误区比较

刘邦与朱元璋治国方策误区比较江心力朱元璋和刘邦同属于布衣天子这一类型①。两人的成功为许多前辈学者称述，然而对于二者治国方略与具体政策的误区及其比较却少人问津。轻田租重商税与重本抑末——经济方策误区经济方策关系到国计民生，是治国方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     

略论朱元璋的立法思想

朱元璋把“纪纲法度”作为“为治之本”,列为建国之初的“先务”。早在明王朝建立的前一年(1367),他就命有关臣僚制定法律。明王朝建立后,他对法律的修订和整饬工作更是一直没有停止。正如《明史·刑法志》所说:《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经过反复修订,增减后的《大明律》,“大旨亦本于唐,特其中有因时变通者耳”。也就是说,它脱胎于     

朱元璋未了的徽州缘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与大臣讨论过认宗徽州大儒朱熹的事,一本尘封的《《明朝小史》日前被笔者打开,明末清初学者吕毖在该书《洪武纪》一章如实记录了这一段史实。历代开国君主有的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想寻找一位古代同姓的圣贤当祖宗。笃信道教的唐明皇李隆基相信太上老君老子（姓李,名耳）是自己的先人。出身低贱的朱元璋更是跃跃欲试。他在和大臣们讨论修宗谱时,     

朱元璋反贪的现代启示

明初,官场承袭元末遗风,吏治败坏,贪腐横行。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初便采取完善监察制度、制定刑法等手段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本文对明太祖的反腐运动作了全面考察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政府的廉政建设具有重大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