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框架

现代阐释学告诉人们,对一个事物或现象的阐释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视角即方法。“轴心时代”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思维的“建构”。在笔者看来,已有的研究,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故使得轴心时代这一遥远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始终没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为了将轴心时代研究推向深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或方法,轴心时代现象有望一目了然。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轴心时代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启示

轴心时代和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世界性和总体性的两个重大现象,一为精神突破,一为实践行动。轴心时代是人类面对精神困扰时反省、思考并构建伦理“金规则”的思想觉醒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也是后世“思索历史”的坐标;丝绸之路是人类在世界“十字路口”的方向选择和面对发展困境时向外探索、拓展和交流交融、互利共赢的历史实践。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同文明体和国家从各自实际出发却在客观上具有了联系性和感知到更多共通性,且都产生长远的历史后效。轴心时代的认识高度和丝绸之路的行动强度共同奠定了人类发展的新向度,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征程。将二者互为参照研究,则可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理念和经验作为文化和历史遗产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历史借鉴意义。     

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语录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本文尝试采用这一观点对大学语文中《先秦诸子语录》一课作出阐释。     

轴心时代螺旋式回归视阈下的敦煌哲学

轴心时代理论自提出至今已成为人们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对轴心时代的质疑和深入探讨也从未间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轴心时代的文明体现了人类精神对其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巨大突破,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其自身内在蕴涵着多元融合及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基础。敦煌哲学发展中吸收并融合了中西方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并在演变中对其他文明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螺旋式回归的新轴心时代对敦煌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敦煌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的重大进步。     

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古希腊法律思想是西方法治精神的源头,西方法治理论一系列基本范畴的原义都发源于此,在经历了三个阶段数百年的演进后,自由、自然正义、民主与法治成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希腊人的思想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法治思想也不够彻底。     

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先秦元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渊薮SSCI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中华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而历久弥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先秦元典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论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与现代性

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进程,这就要求深刻把握当代文化应有的特性。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的先进性成为注目的焦点;需要面向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背景,文化的现代性成为注目的焦点。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内在精神之魂,先进文化则在本质上承载着新轴心时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精神之魂。现代性的文化倡导充满活力的文化产业、倡导市场调节的文化生产方式、倡导发展国际文化产业的强势文化品牌,是一种面向大众、走向世界的社会主流文化。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