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士”说同异论

儒家的"自我认同",在先秦是藉"士"说来表达的。孔孟都以"固穷而守义"来揭示"士"的本质特征,并强调"士"欲保持与体现其本质,当志于道,以践"仁"为己任;但孟子的"士"说,在对"士"之自我认同之主体意识、"士"之身份特征与社会地位、"士"之存在价值以及"士"之使命等的论述上,都可谓丰富与超越了孔子"士"说,成为原始儒家"自我认同"说的代表性学说。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君子不器”——钱穆“士”思想研究

钱穆心目中理想的"士",在政治领域,是能够练达政事,又能够上达天德的"君子";在学术领域,是能够"博学于文",又能够兼具通识与达德的"通人".士奉行"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的修身处世原则.在道统、政统与学统三者的关系上,以道统为宗主,以德行领导政治与学术,力求在政治与学术中实现"君子不器"之人生大道,这是一种极高的人文理想.     

银雀山汉简所见“杀士”试解

"杀士"一词见于<尉缭子>等传世兵书中,银雀山汉简<兵令>也见"杀士 ",<孙膑兵法>更有<杀士>残篇.学者们对它有多种解释,包括"杀死士卒"、"减少 士卒"等.这些解释比较符合"杀士"的字面词义,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与兵法著作者 的本意和当时的战争实际相去甚远.将"杀士"理解为"牺牲士卒"也有违军法"亡士卒多 者,斩"这条军法.结合军法原理和有关条款,应该把"杀士"这个概念理解为:通过赏信罚必,使兵卒成为敢于拼死杀敌之士.     

“达”范畴与“士”的价值定位

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里,与"达"范畴相关的理念有意地祛除了官场俗气,而赋予它更多的道义色彩,表现出超功利的价值立场。从孔子的"士达说"到方孝孺的"穷达观",其价值体系的精神血脉一贯而下,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士"的价值定位的精髓实质。这种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去反思领会,进而发扬光大。     

再说《尚书·康诰》“见士于周”

"见士(事)于R"(R为受事)为西周常用语,西周以后一直流传下来。与之相关的是一系列句式,即"见V于R"、"见VR"、"见V"等。这是一个成系统的现象。如果把这个"见"理解为朝见义,与"V"互相独立,不构成直接关系,则整个系统都打乱了,变得无法解释,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不可接受的。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士相见用“雉”疑义

士相见以雉为挚,其中"雉"在历代礼经注疏中与其他礼书中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然而,从礼仪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这种被后世赋予的意义却于礼于理皆未为通达。比较各种相见礼所用之挚,可以发现相见礼起源于原始狩猎时代,其礼物仅体现宾者对拜见者的尊敬之义,礼物与宾者间并无隐喻或象征之关系。后世礼仪中不同身份地位者所执挚有差别是由不同身份地位者财产经济状况不同而决定。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民国绅士内涵辨析

相对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绅士已由一个封建特权阶层演变为一个具有特定身份属性的社会和职业群体,其地位和作用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学术界对于民国绅士涵义的理解颇多争议,或统称为地方精英,或将其等同于地方豪强、地主,还有人统以"劣绅"目之。这些说法或过于笼统,或失之准确,难以准确概括民国绅士的内涵及特性。民国绅士是指在民国地方社会因拥有一定的旧式功名、新式学校教育背景或具有为官(或其他公职)经历而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知识或文化优势并在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不同于官员也有异于民的地方精英力量。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群体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它崛起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因而其群体结构极为复杂,不仅有传统的功名绅士,辞官退职的乡居绅士以及部分捐纳绅士,而且还出现了大批军功绅士和世袭爵职绅士,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     

袁世凯与清末官绅教育

袁世凯的官绅教育主张及活动主要包括参劾与请奖并施、设立官吏教育机构以及派遣官绅游学与游历三个方面。就地位而言,设立教育机构是官绅教育活动的重心与核心,它既是参劾与请奖活动的发展和完善,又是派遣游学与游历举措的基础及前提。参劾与请奖、派遣游学与游历分别从教育策略和教育措施上充实了官绅教育活动的内容,前者是奖惩机制,提高了官绅教育活动的成效|后者是交流方式,拓展了官绅教育活动的空间。从地域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立足于山东、直隶两省,而且兼顾中央,作用于全国官绅教育的实践。从时段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贯穿于他抚鲁督直的全部过程,而且持续于'新政'改革的整个阶段。整体来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推行'新政'改革的新式行政人才,加快了山东、直隶两地'新政'改革事业的步伐,对全国'新政'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地缘特征及其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士虽分布于全省各地 ,但又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它不仅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关系 ,而且还受湘军和各时期的领袖人物的影响甚大 ,从而造成了近代湖南绅士分布极不均匀的现象。绅士的分布不均 ,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 ,绅士相对集中的地区政治空气浓厚 ,经济发展较快 ,文化教育事业相对繁荣 ;而绅士分布薄弱的地区 ,政治空气沉闷 ,经济发展迟缓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崛起特殊,构成复杂,分化缓慢,涉足范围广阔,社会影响深远.这个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和乡土社会的变迁,而且不断地瓦解着晚清的国家政权,影响着清政府各种制度的变革.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