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     

诗歌盛唐气象论

盛唐诗歌以其健康向上的风采、雄浑宽远的境界、恢宏豪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豪放的盛唐气象, 鸣奏着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应该说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盛唐气象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     

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

唐代上流社会与长安是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风骨"、"声律"兼求。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他与盛唐音乐文化极其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可见,音乐文化是盛唐王维接受的基石。     

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

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来自西域的乐舞,更是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影响了盛唐的诗歌创作。西域乐舞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与盛唐诗人崇尚自然、直抒胸臆的审美风尚有着天然的联系。西域乐舞的大气磅礴,与盛唐诗歌的英雄色彩也很有关联。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

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实际影响力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诗歌在当时拥有从宫廷贵族到地方百姓的十分广泛的接受群,形成“天下右丞诗”的局面.这一声誉的取得,与王维全面性的成就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契合、王维适应盛唐时代文化趋尚的诗歌艺术特征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王维驰誉盛唐和后世赢得的较高声誉为探讨流行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盛唐士大夫追求的是“冠冕巢由”式的半官半隐的生活。盛唐士大夫普遍拥有田庄别墅,这种“世上桃源”为他们的半官半隐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的隐逸心态与六朝人不同,陶潜所幻想的“秋熟靡王税”已为盛唐士大夫的“愿守黍稷税”所代替。盛唐士大夫既与官场拉开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又在传统文化心理的维系下,遵循儒家“不废大伦”的原则。盛唐士大夫从经济到心态的自给自足,造就了盛唐田园诗的“自在”——即秀美的风格。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盛唐气象”简论

"盛唐气象"是唐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唐诗研究的重点.本文即在"盛唐气象"所涉及的"盛唐"年限、"盛唐气象"的内涵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古今诗歌比较研究之七

本文从时代地域和诗人诗风等方面,将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探讨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之间的继承借鉴与突破超越的关系。     

从负重生活到艺术生活——佛教与盛唐诗人生活态度

佛教东传以来 ,经历数百年的磨合 ,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 ,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 ,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 ,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 ,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 ,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 ,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 ,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 ,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

盛唐田园诗往往呈现山一片明朗、裕足、平和的意境,这反映山盛唐人富足的心态;中唐田园诗则不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日趋激烈,土地易主节奏加快,给中唐文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在田园诗中则反映出了一种“变迁感”。功成身退的愿望,怅惘彷徨以及孤独的心绪取代了盛唐田园诗中明朗、安适与自在的心境。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论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

本文对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马意象进行了论述.探讨了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马意象在边塞诗中的具体涵义进行了概括,简析了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原因.     

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

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特质的变化,中唐诗人的审美心态和诗歌意境都显示出与盛唐不同的特点:盛唐诗歌的情感基调昂扬明快,意境阔大外展,注重自然浑成,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天籁之美的追求。中唐诗歌的情感基调郁闷低沉,意境狭窄内敛,注重雕琢修饰,体现了中唐诗人对人工之美的追求。     

诗坛过渡的使者——重塑张说、苏颋的诗人身份

燕公张说、许公苏颋因“大手笔”而成名天下,其二人既经历了初唐之末,又进入了盛唐之初,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好与初唐诗风逐渐发生变化,盛唐诗歌开始展现其独特风貌的过程相始终。唐中宗景龙年间,张说、苏颋就已经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在初盛唐诗歌流变过程中,他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诗歌创作接受了哪些影响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变?这正是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李白心理结构的文学分析

李白的心理结构呈多元形状 ,其中怀古情结直接影响了诗人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活动。李白的理想精神与盛唐文化气氛是一致的 ,但这种理想又不可能在盛唐实现。在理想幻灭的苦闷中 ,是怀古情结给李白的矛盾心理带来了恰当的调适和引导     

论李世民的音乐审美思想及其贡献

盛唐之音空前绝后,这与唐太宗李世民"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审美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李世民的音乐审美思想是对魏晋时期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继承和发展,其为盛唐音乐的开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