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刘勰楚辞观简论

刘勰的《辨骚》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最精辟、最深刻、最具创见而最富赞美之情的《楚辞》专论。它从通变特征、艺术成就、文学地位、后世影响等方面 ,对屈骚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不仅总结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与规律 ,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楚辞》具有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楚辞观值得重视。此外 ,对“博徒”一词的误解应予以拨正———是褒词而非贬词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屈原遇知音 《楚辞》有妙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文心雕龙》创作论三题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以及"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结合观,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析屈原之寻根认祖

一祖多宗现象,是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特色。屈原在《离骚》起句就寻根认祖,意在表明自己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有一脉相承、休戚与共的关系,希望怀王能接受自己的赤子忠心,体察自己改革荆楚弊政,实现统一大业的苦心。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超越有限的图腾——论李白《大鹏赋》与庄子《逍遥游》的继承关系

《大鹏赋》是李白超越有限的精神图腾,他在大鹏的现象中寄寓了自己的自由理想。这篇赋受庄子《逍遥游》的影响明显。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为哲学论文,一为文学作品;大鹏不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为李白的理想人格。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离骚》文体风格比较探源

自《楚辞》产生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风格有过许多表述。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总体风格。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总体风格。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以世界诗学为参照系对这些学说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离骚》的总体风格,也有助于认识《楚辞》和整个诗骚传统,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李白游衡山论

衡山是李白从洞庭湖溯湘江"南穷苍梧"的必经之地,从"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性格看,从"五岳寻仙不辞远"的志向看,从感司马承祯知遇之恩看,他没有理由不游衡山。李白笔下对南岳衡山景色生动逼真的描写,非亲历其境不能道。《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前四句应是一首独立的咏衡山诗。一些关键词语在李白集中的出现状况显示,《游方广寺》诗是李白真作可能性极大。李白集中应还有衡山诗。     

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 :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 ,早年 ?晚年 ?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 ,屈原自己 ?君子 ?楚王 ?又有一个共通点 :《橘颂》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 ,笔者以为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 ,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打”字的来源及读音考

历代都有人谈关于打字的问题。明末清初黄生认为,打由提（dǐ）字音转而来;清初李因笃认为,挞字变声调减笔画就成了打;王力先生认为,打读丁雅切与方言无关,把打的音变列入＂偶然性＂一类。其实,打字汉代就有,是朾的俗字。打字本音德冷切或都挺切,读如丁雅切是唐五代西北的方音现象,敦煌文献和现代西北方音均可为证。打的丁雅切后来上升为通语,南宋以后进入韵书,而德冷切或都挺切的读音则保留在吴语等方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