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

八思巴是元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可以说他是元代藏族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对八思巴的历史活动,历代各族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汉、藏、蒙古等文字的史料中都有与八思巴有关的大量文献和记载。《西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汉文史料中的《八思巴行状》、《帝师殿碑》、《八思巴传略》(为《元史·释老传》中有关八思巴的记载)等三篇文献。这三篇文献勾勒出八思巴一生的轮廓,对研究八思巴当然有重要价值,但     

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

一九七三年,甘肃省博物馆在西藏废旧铜器中,发现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圆牌。圆牌高(连同环把)直径为十八公分,宽直径为十一点七公分,重二百四十九克,牌身铁制,字面镀银,正背相同;圆牌完好无缺,字迹、案图清晰可见。实物拓片及照片见图版一。     

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

这里重新考释的两件回鹘文文书,是我国元代回鹘地区买卖奴隶的契约。它于1953年为西北文物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此后,经过历史学者冯家升教授研究考释并译为汉文,分别发表在《文物》1960年第六期(题为《回鹘文契约二种》)和《考古学报》)1958年第二期(题为《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他在考释这两件文书契约时,化费不少心血,下过不少工夫,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由于这两件文书系回鹘文草书体较难辨认等原因,所以他的文章中在转写和译文方面还存在一些错误。冯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外有关学者的重视和兴趣。日本山田信夫教授在《回鹘文斌通(善斌)     

八思巴文横写尝试

八思巴文为元代藏族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洛追坚赞奉忽必烈的敕命所创。1260年秉旨研究,1269年完成,并逐步推广使用,至元亡被废弃。 八思巴文为竖写拼音文字,脱胎于藏文,共有41个字母(另外还有42个、56个字母等说法)。八思巴文先创“正体”,后创“篆体”(名曰“篆体”字,实为方块字),逐步趋于完美。八思巴文初创时,叫“蒙古藏字”,后改称“蒙古“字”。元史称八思巴文为“元国字”、“元国书”、“蒙古国字”、“蒙古国     

皮筏是羌人的发明吗?——与聪喆先生商榷

聪喆先生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二期发表《古代羌人的一项重要发明——也论“皮筏”的历史及其它》一文(以下简称“聪文”),批评邵永强、魏通二同志关于皮筏自元代始有的误说,认为皮筏是东汉时期生活于青藏高原的羌人的发明,且由此铺陈这一发明     

评《试论“自由人”》

三十年代初期“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对于推进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九八O年前后发表的几篇评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章,对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很少抨击,反而替他们把原来已为人们所揭穿的假面具重新戴上,多方袒护,倍加赞许,说他们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就对三十年代的这场论争,得出了很不恰当的结论。《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O年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自由人”》(下简称《试论》)一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文章,我曾发表过一些意见,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展开讨论,因而时隔两年分歧依然存在。为了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现在我将原稿整理一下,对《试论》一文,就以下     

八思巴及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后来,藏族借用八思巴蒙文形式拼写藏文,遂产生了八思巴藏文。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新释吴孙权利簋于１９７６年３月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里，其上有铭文４行２字，记述了周武王代商的历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７７年，唐兰和于省吾先生发表考释文章。其后，张政、商承祚、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发表文...     

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答林澐、张亚初二同志的质疑

拙作《对扬补释》(下文提到时简称“《补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4期.该刊1964年第5期载有林澐、张亚初二同志所作《<对扬补释>质疑》(下文提到时简称“《质疑》”)一文,对我“对扬王休”复原礼典的考释作了全面否定,竭力为“旧注”辩解,誉为“文意畅通无阻”.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当放弃浅见.但按之事实,二位自称“全面考察”既未必全面,且竭力衍述“旧注”又仍然未能使其畅通,为此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向二位请教.     

释“鹑羹”与“貆、特、鹑”——《说文解字段注》引文解误二则

我在写《〈滞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一文(以下简称《考释》,载于《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0年第6期),在以确凿的证据考释了《诗经》的《鄘风·鹑之奔奔》、《魏风·伐檀》的“县鹑”和天文十二次的“鹑首”、“鹑火”和“鹑尾”之“鹑”,皆同《诗经·小雅·四月》的“匪鹑匪鸢”之“鹑(tuán)”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文解字段注》的“《魏风》‘县鹑’、《内则》‘鹑羹’字当为‘(享隹)(chún)’和“《内则》有‘鹑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施耐庵籍贯考辨

《水浒》作者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作者详尽占有资料,曾撰写并发表了《〈施耐庵墓志〉考索》一文(载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认为“历史上确有施耐庵其人”。本文乃上文之姊妹篇。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将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综合进行考察,进一步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之籍贯乃为元末明初扬州兴化;同时,对山东说、山西说、浙江说和江苏说中其他说等诸种说法一一进行了辨析。     

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

一《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张政烺同志《甲骨文“肖”和“肖田”》一文,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文章说旧版《甲骨文编》的编者不识“?弊?归进附录,新版《甲骨文编》收入了正编,释为“??并注明从人从少,《说文》所无,其义与少     

对六十年代“花儿”论争的审视与反思——《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读后

六十年代初,在青海文艺工作者中间,开展过一次若断若续的“花儿”学术讨论,从1961年到1963年,先后延续了两年的时间。讨论从“花儿”的发展与提高开始,进而围绕“花儿”的来龙去脉展开争论,形成多种意见的交叉,最后在探讨“花儿”与元代散曲的关系问题上,无形中结束。1986年第三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魏泉呜同志撰写之《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一文,就是专门研究这一论争的。     

青釉八思巴文瓷盘

(元代传世品)上图为出自元代龙泉窑、现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馆的青釉八思巴文瓷盘。盘高3.4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4.9厘米,平折沿,圆唇,斜弧腹,平底,通体施淡青釉。在较厚的釉层下盘内心模印双鱼纹和阴文八思巴文字款铭清晰可见。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的龙泉窑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尤以制作精细、式样优美、釉质温润、釉层丰厚的青瓷器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发现蒙古文八思巴传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乔吉新近发现一部蒙古文《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上师传》。该书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不著撰者姓名,北京木刻本,全书约五万余字。目前尚未发现复本。该书著录了八思巴的父亲及八思巴的生平,对八思巴与忽必烈的最初接触以及八思巴在元朝宫廷的活动记载尤详。     

对《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的看法

蔡振华同志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兼与苗绍武同志商榷》一文,对《中图法》“K21/27中国各代史”的“代”作了解释,提出了只有“代”才可仿K20分,列出了“代”的类目和各“代”史仿K20分加“0”和不加“0”的规则,指明了我发表在《大学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6期上的题为《仿“K20通史”复分“K21/27中国各代史”图书加零或不加零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有一个“原则的错误”。现就蔡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蔡文》)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谈到《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楚辞新笺》节录之一

《考古》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刊载了孙作云同志《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一文，此文介绍了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的内容，并作了考释。在此漆棺画中，有一种戴鹿角而人立的怪物，孙氏谓即《楚辞·招魂》中所提到的“土伯”，自是确论。但孙氏又云。“土伯‘其身九屈’，而画棺上戴鹿角的怪物，奔腾，上下，身子扭过来，扭过去，亦可谓之‘其身九屈’。”则是狃于王逸旧注而强为之说，从这幅漆棺画，根本看不出土伯是“其身九屈”。①反过来说，如果承认王逸注是正确的，则此漆棺画上的怪物便不能被认为是士伯。我们认为，这种怪物是土…     

曾国之谜试探

近十多年来,在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走廊,陆续出土不少曾国铜器和其他文物,特别是1977年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所出文物之丰富和精美是空前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曾国,文献上不见记载,因此它成为一个谜。李学勤同志曾发表《曾国之谜》一文(《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文物与考古》副刊92期),试图解开这个谜,推定铜器铭文上的曾国,就是文献记载上的随图。接着石泉同志又发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表示赞同李的意见。最近,李学勤同志又发表《论汉     

“从原则出发”浅析——兼与李寄秦同志商榷

一九七八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写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去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四期上,李寄秦同志发表了《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一文,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问题主要关系到对杜林的从原则出发理论的认识。弄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