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清代徽州的祀会与祭祖

清代徽州,祀会祭祖普遍存在。祀会是族人为岁时节气及忌日祭祀共同祖先,集资运营,并享受组织权利和承担组织义务的共同体。祀会因始祖祭祀、保存香烟、门户钱粮等目的兴起,通过合同、分家、批产等形式设立。运行中,采取出借会资,以及买、卖、典、当会产等方式经营生息,从而累积资本,起到担负祭祀与应付族内公共事务的双重功能。祀会是明清国家法令放宽民间祭祖的现实体现,也是民间祭祖的一种简易有效形式,可逐渐向祠产祭祖发展。     

承继与过渡:清末徽州族学转型探析

在近代新式教育洪流的裹挟下,构成明清徽州教育资源主要内容的族学,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推广新式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程式发生深刻变化,开启了近代转型的步伐。清末徽州族学的转型建立在对传统族学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先前维系族学发展的各种款项被悉数移作学堂经费,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宗族兴学重教传统的一贯延续。时代局限性与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特点,决定了清未徽州族学的转型只是一个开端,进入民国以后,新式族学依然担纲基层社会初等教育重任并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休宁金氏宗族社会地位构建简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等级门第观念较严格,社会地位高低是宗族能否立足的重要凭证,因此,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是宗族赋予族众的使命。休宁金氏宗族传承千年,世代以忠孝显名。通过对《休宁金氏族谱》进行研究可知,金氏宗族构建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进行宗族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和官府认同等三方面。     

徽学

<正>[主持人语]徽州是文献之邦,除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如方志、族谱、文集)之外,20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是"徽学"之所以成为独具特色的专门学问之基础。近十数年来,以第一手的徽州文书从事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要趋势。在这方面,诸多论题得以开拓或进一步展开。在清代的徽州,"乡有祠,有社,有文会,有水口","祠以聚族,社以聚农,文会以聚礼"(抄本《书启》)是当     

徽州女祠初考

女祠特别是徽州女祠，是目前徽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对女祠的诞生以及女祠的建构和运作，作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徽州女祠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松散、徽商兴盛和中国传统文化尊老爱幼思想的产物；徽州女祠以其建构形式和运作内容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变革时期的特点；徽州女祠这一活化石记载了中国妇女抗争与觉醒的早期珍贵资料。     

休宁金氏宗族社会地位构建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等级门第观念较严格,社会地位高低是宗族能否立足的重要凭证,因此,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是宗族赋予族众的使命。休宁金氏宗族传承千年,世代以忠孝显名。通过对《休宁金氏族谱》进行研究可知,金氏宗族构建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进行宗族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和官府认同等三方面。     

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

明清宗族社会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转型,推动着乡村社会市镇化而发生大规模士绅地主城居化,宗族社会出现“敬宗收族之义莫能讲求”的非组织化趋势;而在广大的商品经济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地区,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却在专制王权影响下发生宗族组织严密化。 黄州宗族社会系宋元以后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相一致,仍处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直到清光绪年间仍是“物无珍奇殊异之产,惟是稻菽麻麦棉布之属,生民日用所必需。”但在明清专制王权作用与士绅政策影响下,黄州宗族社会发生以宗族组织严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徽州宗族祠堂三论

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徽州祠堂的朝向。徽州祠堂———包括女祠———有的座北朝南，有的座南朝北，有的座西朝东，有的座东朝西。朝向如何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受地理环境和祠堂所处位置所制约。二、徽州女祠。徽州绝大多数祠堂既供奉男祖先神主，又供奉女祖先神主，只供奉男祖先神主的祠堂是个别现象。因此，个别宗族修建女祠，既不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是对女性压迫的强化和改变。三、徽州庶母神主和庶母祠。“庶母不可礻付祠堂”是庶母社会地位低下的表现；庶母祠的修建没有改变庶母的社会地位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清代徽州宗祠营建修缮的资金筹措与费用开支

清代徽州宗祠是传统时期宗族祠堂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之一。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切实有效的祠堂营建修缮机制，这套机制的关键是如何进行资金筹措与费用开支。照丁均派、合力共役以及族丁支派的捐输，是修祠资金筹措的主要方式。此外，徽州宗族还利用罚金、祀产生息、田产出售、停胙折胙等公产收入来补充修造祠宇的费用。族人输资出力后，宗祠亦会颁发“收票存照”“执照”“工丁饭票”给相应的出钱、出力之人。建筑材料支出、工匠人员支出、祠堂陈设布置支出以及祠宇竣工前后的花销，依次为宗祠营建修缮的主要费用支出。宗族支丁通过各种方法力图节省各项支出费用，徽州宗族还制定严格详赡的修祠经费管理制度，以防止资金经手人克扣作弊。     

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

明清时期徽州名族的构成、延续,是致力于文化教育,造就仕宦绅衿,在他们主导下实现宗法性伦理,又得力于贾而好儒的徽商的经济支持,进而建立符合主流社会要求的孝友睦族睦邻人际关系,建设族内和社区公益事业,稳定区域社会秩序;以文化学术的杰出贡献而提升自身素质和社会知名度,坚持良贱不婚原则而保持名族声誉,并在族内、族际纷争刺激下努力克服自身机体内的赘瘤而持续发展。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明清徽州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之主体性因素探究

明清贞节观念几近宗教化，而徽州节烈现象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多针对明清徽州妇女崇尚节烈的外在原因。普遍忽略了其主体性因素。在明清徽州贞节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了暧昧、复杂的动机，其主体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若干方面。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遂使贞节观念彻底地深入徽州社会，成为一种潮流，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是宗教化的贞节观念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