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从《中庸》辨析子思的儒家思想体系

子思是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全面继承并大力发扬儒家学说,力图拯救社会危机,并且抗志守道、持节独立,其思想对孟子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都有较大影响,因而受到后世统治者的尊敬。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哪些是子思书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包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以及郭店简《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和典籍中的一些佚文等,笔者仅以《中庸》为基础,从三个方面分析归纳子思的思想理论体系。     

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的转进——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焉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从而在内圣外王两方面将《中庸》进一步大大推进了,这客观上为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唐律疏议》之婚姻家庭法中儒家法律思想解读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法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渗透其中的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刻影响,对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也可提供历参考。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欧阳修《试笔》成书考

欧阳修<试笔>是平时信笔所书,后人摭集其手迹面成.<试笔>包括诗、文、书、画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了解欧阳修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文对<试笔>的流传及成书进行详细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     

早期儒家的中庸境界

本文具体考察了早期儒家的中庸精神在文化的神性与人性、文化的统一与多元和文化的理想与现实这三个问题上的体现,认为中庸智慧使早期儒家在这三个问题上,能融会贯通,左右逢源,跳出两两相对的局限,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加以解决,从而对历代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齐风·东方未明》本义新探

关于《齐风.东方未明》一诗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孔子诗论》的出土对于探寻《诗经》的本义有着重要意义。《齐风.东方未明》一诗应是一位女子怜惜其丈夫的诗篇。她通过讽刺官府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致使其作为小官吏的丈夫终日忙碌,早晚不得按时休息,从而表达她对丈夫深厚的感情。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试论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办。作为一份全英文期刊,它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作为作品发表的园地与文化交流的载体,《天下月刊》刊载了大量文化评论与文学译文,具有丰富的文化与文学价值,并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向外传播开拓了先河。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

所谓"后人类",是当代社会人们对未来人类的一种设想,它体现了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价值观."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本文认为,这种关于"后人类"的设想是技术"物本主义"价值观的产物,"后人类"实质上是"非人类".在未来社会,机器和电脑是不可能超过人、取代人的.     

高等师范教育需要怎样的古代文学教学

近年来高中语文教育进行了重要改革,给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对于高师教育今后培养怎样的语文教育师资问题尤为突出。文章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应对提出六点建议:认为古代文学教师的配角角色应重新归位;古代文学教学重点需重新定位;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文论修养和古代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中学古文教学形成有意义的链接;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中国文学流变史》作者郑宾于生平考略

民国学者郑宾于,虽曾因《中国文学流变史》见记于史册,但其生平事迹,至今尚无一文介绍。根据所存文字．初步断定郑宾于为四川(现重庆)酉阳人。自1925年至1936年,郑宾于曾活跃于学界,但此前后,则无迹可寻。对其著述,文中也有提要式的说明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