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救助”提升困难群众幸福指数

1月14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启动了慈善总会开展的“情暖万家——帮助困难群众过好年”活动。这项以“六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困难群众帮扶活动,是历城区在“阳光民生”、“输血”式救助、解决困难群众生存问题的基础上,围绕“造血”帮扶,着力解决困难群众长期发展问题的一项新举措。该区计划让全区困难群众“一年生活温暖有保障,两年脱贫奔富有希望”。     

“新四化”背景下创新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思路与对策

随着中国国际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日益推进,城市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势,遭遇新的挑战。新形势下,必须创新中国的城市民族工作:以中国梦引领城市民族工作,增强各族群众公民认同;以法治化保障城市民族工作,保证城市民族工作的规范性与稳定性;以城镇化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实现城乡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以信息化服务城市民族工作,提升城市民族治理能力;以社会化落实城市民族工作,实现少数民族城市融入。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模式,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模式研究

在新时期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领域,由政府直线领导下统包统揽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维持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同时,一种更加重视民生的,多元治理主体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得以推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着重研究如何从实践中找到网格化与政府治理的契合点,从而充分发挥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     

系统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体系构建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社会控制(或叫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的变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凸显,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近些年全国各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从各个不同角度取得了成效,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途径或模式。综观这些年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治理创新内涵,系统性构建比较科学的创新体系,形成有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与实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视角下城市夜间旅游的发展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城市夜间旅游发展,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市夜间旅游是新时代夜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夜间旅游的研究有助于为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政策缺乏、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品缺乏特色等问题。福州市在发展夜间旅游过程中已经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本文通过对其体系的建构分析,总结经验,为其他城市夜间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问题研究——以贵阳市为个案

残疾人社会救助是目前解决我国城市残疾人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但在实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过程中存在着救助水平低、标准不统一、救助政策和执行机构以及残疾人自身素质局限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矛盾和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社区残疾人自治组织和经常性社会捐助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并使之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以武汉市琴断口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贫困问题是目前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武汉市琴断口街道的调查,我们对目前城市社区贫困救助的现状与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有关贫困救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是,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实施多主体、多方面和多层次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不仅能够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也能在风险发生后将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同时,通过风险社会的视阀来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也有助于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风险社会理论,重新构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黑车”治理方式探析

在政府以“堵”为首要原则治理“黑车”、“黑车”司机倾向于结成利益集团、对“黑车”司机缺乏制度保障等条件作用下,“黑车”司机难以享受国家关于保障民生的好处,政府和“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不足,导致“黑车”治理更加困难。重视黑车司机本身能动性、培育能够促进政府和“黑车”司机间良性互动的中间社会团体、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等方式是提高政府与“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存量、解决“黑车”难题的根本办法。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对福建“新圩经验”的分析

加快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福建省华安县新圩村的“新圩经验”表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据此理念,新圩村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输入—反馈”机制,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并防止信息反馈的失真,实现了基层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平等、理性的协商来达成共识,实现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通过建立“两委主导,多元参与”的决策模式实现了民主决策机制的创新。虽然“新圩经验”的具体制度设计立足于本村现实,但其体现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却具备推广价值。       

何处可行: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少数民族非遗转型研究——以粤北排瑶“耍歌堂”为例

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础性权力的运用,而结合、利用和变革民俗文化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给了群众更多的自治空间,相应地,民俗文化实践趋于开放、共享、通俗和文娱化。进入新时代,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更加凸显。为此,基层组织应把握新时代群众特点,注意其多元化利益和价值需求,引导民俗文化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加强基础性权力建设,持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项目悖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探索与实践——以拉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为中心

拉萨市确定了党建统市、环境立市、文化兴市、产业强市、民生安市、依法治市六大战略,并探索实践以法治为原则、共治为基础、共享为目标的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各民族全方位平等;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畅通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畅通渠道;狠抓教育,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培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创新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综合治理服务水平,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过程;坚持依法治藏,以立法使民族团结成为全市各族人民的法定责任,将民族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