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边缘社区治理优化研究

城市边缘社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新出现的社区类型,属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地带。它既接受城市的辐射带 动,又保留农村的部分特点,具有居民人群结构复杂、社区性质亦城亦乡、居民利益矛盾突出等特征。当前,要优化城 市边缘社区的治理,实现城市边缘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的转变,面临着社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制度困境、社区居民 自治意识淡薄的动力困境、社区治理队伍素质不高的能力困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程度较低的资源困境等问题。 要解决当前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的多重困境,就必须积极研究和探寻科学有效的城市边缘社区治理对策,通过逐步完善 社区治理体制、优化社区治理队伍整体素质、培育社区精神等措施,推进城市边缘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     

强化社工载体建设 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平度市将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作为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有效载体,设立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以下简称“社工岗”),打造一支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的专业化职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提升、拓宽、规范、发挥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工作者作为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等方面担负着不可替代的职责。近几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紧紧围绕社区居委会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无论从人员构成、规范管理方面,还是在工资待遇、工作条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下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在2011年北京市社区工作者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全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在总结北京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发展现状的同时,着重介绍了下一步全面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北京市社区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随着城市化、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也面临着社区人口构成日益多元化、居民需求日益差异化、社区治理复杂化和社区参与小众化等新趋势和新挑战.为了应对以上趋势和挑战,研究认为:在推进社区治理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以居委会为中心的“上下左右”4个方面的关系:与街道的关系、与社会工作人才的关系、与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从增强社区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改进社区党组织工作等层面人手来确保“十三五”时期北京社区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与赋能：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对于推动和赋能基层治理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更优质服务的需求对社区志愿服务提出了更高水平更专业化的要求。社区志愿服务在助力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专业化服务、专业化发展与满足居民特殊化需求和供给、居民多样化、高质量要求方面还存在困境和差距，难以精准对接和精细化治理。为了提高专业化水平，为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赋能，必须探寻精准化对接的路径：一是加强党建引领和政府支持，促进专业化可持续性发展；二是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的选拔储备机制，提高专业化队伍的供给水平；三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提高专业化服务质量。这对于改善社区志愿服务质量、赋能赋权社区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转型与新秩序的构建

我国社区发展经历了30年的快速转轨过程,在由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实现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典型困境:制度适应困境、新老社区的管理困境以及社区自治与参与的行动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民众需求与社区旧秩序之间的矛盾,导致基层社区的失序以及无序。新时期社区治理实现转型的核心是社区自主性与现代性的发展,它是基层社会治理新秩序的生成过程。这个新秩序的构建应从三个方面着眼,即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参与秩序以及服务秩序。这三种秩序构建涵盖了社区生活的主要内容,有助于社区发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赋权式动员

社区动员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赋权式动员在当前的社区动员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运用。然而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情景的不断变化,赋权式动员面临着权力分布的不平衡和居民权利表达的结构性错乱的困境。采取案例研究法,以“331”整治为例,研究发现组织赋权式动员和个人赋权式动员实现了对社区的有效动员,但是其有效运用需要建立在社区已有的权力网络基础上,并建立配套的规则体系以及需要注意赋权内容的针对性和方式的灵活性。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亲邻党建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社区与邻居单位党组织共建,促进资源整合,壮大社会组织数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当前如何破解亲邻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社区治理服务水平不高、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单一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聚焦社区治理的问题,分析亲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意义以及探索亲邻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新路径,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当前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微观检视与宏观探索——基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的调查

基于对鄂城区城乡社会管理的调查与分析,当前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主要面临以下突出问题:社会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专业人才匮乏;社会管理协同治理难奏效;社会管理建设保障因素不足;城乡社区建设定位不准,功能发挥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理念调适更新、专业化队伍建设、社会协同格局打造、财政资源投入、社区建设定位与功能发挥等多个角度出发,尝试提出加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建设的探索性政策建议。     

服务外包——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可能模式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一种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所)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进行针对性教育改造的手段和方法。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体制不顺、队伍不稳、资金不足、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针对基层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社区矫正立法、管理机制、资金、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治理历经多年的发展,如今社区治理面临单一科层制体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治理资源有效分配不足、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支撑,纵向科层制与横向自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合作治理模式应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模式选择,发挥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扩大群众参与面,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内涵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剖析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效性实现的深层原因,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化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完善社区精准治理机制既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准回应广大城乡居民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目前,社区精准治理机制在主体上存在治理能力不强、在客体上存在需求导向不够、在方式上存在协商协同不足、在工具上存在掌握运用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推行区域化党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关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六大措施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的精准化.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