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环境伦理的困境

当代生态伦理学家把"伦理"、"道德"、"价值"、"权利"这些社会生活领域的概念稍加改造后移植到自然生态系统,曲解了它们本来的意义,使其理论陷入了困境:自然物本身不可能固有同人类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抽象谈论其内在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关爱自然是为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明智选择,绝非缘自权利义务关系,自然物的权利因缺乏义务主体而不可能得到实现;应当保护自然的道德准则也因缺乏价值标准无法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直接推导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生态问题上的表现,人对自然的态度是生态环境中介着的人对其自身的态度,调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只能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来实现.     

教育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保护伦理

"研究伦理"是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则."研究对象"的保护是一切研究都必须关注的"初始化"问题.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更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文章梳理了国际社会重视和关注"研究对象"保护的伦理的发展线索;分析了当代教育科学研究转向更加关注人自身及其微观教育关系研究的背景下,重视"研究对象"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在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研究对象保护伦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提出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保护的伦理原则和准则,并提出我国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学校等组织,应该尽快成立类似国际社会的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组织机构,负责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设计审查的建议.     

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评析:从西雅图酋长的演说谈起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印第安人权力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许多过度夸大印第安人传统生态智慧的论调,以至于像西雅图酋长的演说这类明显虚构的文学作品也被当成了印第安人生态智慧的宝典。虽然北美印第安人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的传统环境伦理的确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和实践,这些伦理和行为虽然与当前社会所推崇的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格格不入,但却是其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很难说印第安人的伦理就是"生态的"。而且,在与白人社会的接触中,尤其是北美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很快接受了白人文化中的许多消极因素,沦落为白人商品经济的屠杀工具,这充分说明在同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面前,北美印第安人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明智。而当前对印第安人传统生态智慧的推崇其实是现代环境危机与印第安人全力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现代社会虽然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与环境和谐的环境伦理,但其基础应该是现代生态科学而不是传统的万物有灵论,力图通过神化印第安人的传统环境伦理来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尝试是不现实的。     

论生态伦理的双重主体定位

生态环境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环境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伦理既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标志。传统的主体是指在活动中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我认为现代生态环境的的双重主体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的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互为主客体的人与自然。     

论伦理学理论形态嬗变的逻辑进程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发展强烈关注的深沉的生命意识,因而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就必然以人的现实存在为逻辑起点,而人的现实存在只有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双重关系才能获得完整的解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从而决定了伦理学理论形态的逻辑进程表现为从原始伦理阶段发展到人际伦理阶段,再从人际伦理阶段过渡到生态伦理阶段。     

环境问题、自然伦理与技术发展的方向——解读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拓展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现代文明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的全面变革。这一变革需要一种新的、关涉到自然的伦理精神的引导。自然伦理建构的两难困境反映出生态运动理论基础的分歧。对技术的社会基质的分析拯救了技术的解放潜能。生态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把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的进化过程结合起来。     

论伦理学理论形态嬗变的逻辑进程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发展强烈关注的深沉的生命意识,因而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就必然以人的现实存在为逻辑起点,而人的现实存在只有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双重关系7r能获得完整的解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从而决定了伦理!学理论形态的逻辑进程表现为从原始伦理阶段发展到人际伦理阶段,再从人际伦理阶段过渡到生态伦理阶段。     

生态伦理学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综述

当今东西方生态伦理学界的理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而展开,即生态伦理的理论出发点究竟应当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自然界是否享有不依人的利益而独立生存的自由权利,生态伦理作为道德判断是否应以关于自然的事实判断为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还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等等。综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旨在引起更多人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关注和支持。     

“两型社会”视域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相关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对弱化了伦理之于实践的现实意义。面对环境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正义在环境保护中的价值,正义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现实情景下的必然道德选择,是主体对环境权利诉求与资源分配中的基本伦理原则。环境正义的观点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转向,使得环境伦理学从对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关注。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是对正义理论的延伸,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融入了伦理的考量,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     

科技伦理批判--一个反拨

关于近年来的科技伦理之争,学界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主张将科学与技术分界,是技术而非科学才应受到伦理的规范。这种观点把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从而将科学性质的认识活动排除于实践的有机图景之外,它无视科学与技术的有机联系,必然导致"客观自然主义"或"自然功利主义";(2)认为科学和技术都应该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混淆了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之间的区别,把只能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在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身上,实质是变相的"科技决定论"或"科技万能论";(3)科学技术都不应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把科学和技术当作与实践无关的纯粹的认识活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实质是割裂了"人—自然"(科学技术)与"人—社会"(主体际关系)的关系。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中国伦理理念的价值生态及其在文明互动中的意义

中国伦理理念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有机价值生态。这个生态在文化原理方面由四个价值因子构成,即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在文化结构方面形成四对价值关系,即"伦"—"理"、"理"—"道"、"道"—"德"、"德"—"得";在文化功能方面分别解决四大价值问题,即伦理实体、道德自我、应当如何生活、意义世界;在文化运作方面展现为"伦"—"理"—"道"—"德"—"得"的依次演进,由客观人伦关系出发,经过价值抽象,复归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文化原理是逻辑生态;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是历史生态;文化运作是现实生态。从中国伦理的价值生态中可以引发出诸多对文明复归与文明互动具有资源意义和启发意义的课题,但必须对中国伦理进行生态把握和价值生态的创造性转换。     

科技发展对生态伦理的双重效应

科技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它作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以及社会变革的首要推动力,它将对人们的道德水平、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有序发展等生态伦理产生重大的积极效应。而生态伦理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关系。但是,科技发展在给生态伦理带来巨大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我们要合理地运用科技发展,限制这种消极效应带来的不良后果。积极地良性利用科技,实现生态伦理的和谐发展。     

《一千英亩》:父权制农业文化下的生态意识和土地伦理观

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是美国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它揭示了以差别为伦理前提的"压迫性的统治逻辑"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文化中的盛行,关注了农业社区中多数人错误的土地伦理观和生态意识的缺失以及父权意识对女性和土地的双重压迫,揭示了人与土地关系中存在的危机,再现了较严重的农业生态形势,体现了作者对农业生产者生命质量的关注.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伦理意蕴及其实现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它体现了经济与自然、社会和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伦理意蕴。科学发展观的经济伦理意蕴要得以实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要关注和处理好如下问题: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所有制问题、法制经济问题和企业伦理文化建设问题。     

道德"应该"的生态伦理归向——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出发

以隐喻方法为切入点,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着手,对生态伦理确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学理阐释.生态伦理的道德"应该"是对人之自由意志的一种约束和限定,同时,生态伦理"应该"的落实既以人为裁体,又是对人类利益的伦理保护.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

构建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破解全球性水危机的重要理论前提。人与水的关系主要有三大类型:即被动地依附和顺从关系、任意地征服和冲突关系、自觉的伙伴与和谐关系。第一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源于先民们形成的"以水为本、以水为师、人水合一、和谐共生"的水伦理观念,它是建立在前现代以主张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为特征的自然客体中心论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二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是与人水交往中缺乏水伦理密切相关,而这归根结底是由近现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主体中心论所致。建设第三大类型的人水关系有待于重构水伦理。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们对水要怀有敬畏平等之心、履行关爱之责的水伦理观。但是,其赖以建立的泛主体论哲学依然难以彻底解答水伦理何以可能的难题;只有倡导和坚持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论,方能合理构建起当代水伦理,进而为倡导人水和合、协同发展的水伦理走向实践,提供合法性、合理性和持久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