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经济社会学与德奥经济学派的方法论关系

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颇有渊源。韦伯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首先,他批判了将历史的方法和抽象演绎的方法割裂开来的观点,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韦伯的早期研究应用了历史的方法,他的理想类型、方法论个人主义等方面又受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其次,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不但是一门关于具体实在的经验科学,以理解生活中实在的独特性,而且要获得一种从中推演出实在的命题体系。     

梁启超与中国工业文化

梁启超的经济著述有着从政治出发的着眼点,体现了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弱国被强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的忧思,故其经济言说与其政治思考密不可分,这与工业文化以“国家理由”为内核相契合,也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工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梁启超早年服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更多派别后,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张中国应先实施由国家培育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梁启超与德国历史学派产生思想关系的方式是间接的,但对于历史与国家的共同兴趣使他较容易形成与该学派相近的观点。梁启超对德国历史学派式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在中国铺陈工业文化的作用。梁启超对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设想,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和重商主义的国家指导策略,着眼于培育和改良出口导向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这种设想具有某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色彩,但并未看到重工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展开路径也相违背。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贱民研究学派与后殖民批评

本文讨论贱民研究学派产生的历史语境、最初的学术目标以及该学派的流变。其中贱民研究学派与后殖民批判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作为第三世界学术的特点将是讨论的重点。     

当代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文化分析观念溯源

当下学界的文化研究思潮日渐式微,其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危机重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多见批判意见,却少有改造实绩.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等为代表的欧美文论家群体,提倡从文化批判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转向,主张基于"文化相关性"的文艺研究,逐渐形成以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分析学派.本文围绕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考辨文化研究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范式危机,探讨文化分析学派主张的从"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转向,从"文化景观"到"博物馆"的范式重建,以及从"文化批判"到"历史祛魅"的理论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德国兴起的"民粹派文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条顿狂"、四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的批判与对五十年代末德国作家兼学者拉萨尔"国民戏剧"的评论.也正是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批判与评论的过程中,马恩的"世界的文学"思想逐渐形成系统理论.他们致力于改造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最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的文学"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化.马恩通过对具体作家与文本的剖析,指出十九世纪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本质是以德国统一为口号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其政治理念是日尔曼式的封建复古主义,这种思想与经过马恩改造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业文明已经彻底挖掉了一切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坚持对民粹主义文学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的批判态度.     

历史社会科学： 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

致力于批判社会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编写状况探析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实证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史学界则出现了文化史编写热潮。文化史固然补充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真空地带,国际史坛上文化史亦状态活跃,但德国文化史编写仍面临重重困境:除自身缺陷之外,还要面对政治史强有力的压制,需要突破德国"历史主义"主导下的学术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双重夹击。因此,德国文化史发展的"先天不足"为德国传统史学走向20世纪新史学转型的艰难之路埋下伏笔。     

批判理论与文学社会学方法的融会贯通——洛文塔尔通俗文化研究方法解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最先涉及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通俗文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家是洛文塔尔。与阿多诺相比,洛文塔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大众文化研究方法: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来剖析通俗文化问题。他对通俗文化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与其立场和方法论预设紧密联系。洛文塔尔沟通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将批判理论与文学社会学方法相会通与融合的尝试开创了通俗文化研究的新方法。     

近代德国的三种自由叙事述论

以歌德为代表的近代德国文学巨匠,通过对德国宗教与哲学的批判吸收,以感性的形式对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进行了经典诠释。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都倡导理性的权威与自由,以对抗神性信仰自由,最后由费尔巴哈完成了宗教批判的历史任务,但又不同程度地对宗教上帝有所保留。德国古典哲学使人类在精神领域再次获得深刻的解放,是人类理性解放的“圣经”,孕育了伟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革命性变革。近代德国的自由叙事互相激荡,相互影响,仍是现代性自由叙事的主流,伟大的文学、哲学创作不能离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深沉观照,更不能离开对人类自由解放精神的追寻。     

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西方盟国对西占区德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再教育"运动,试图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这场由英国首先提出,美、英、法共同推动的"再教育",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长恨歌》主题争论新思考

批判理性主义也称"证伪主义"、知识进化论,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需要通过"证伪"发现并矫正其中的错误,推动知识进步;科学包含错误并非缺点,而是知识探索过程的必然现象,"可证伪性"正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长恨歌》主题解读、阐释过程的分歧正是提出新说,"证伪",再提出新说,再"证伪",不断"试错",最终更加逼近《长恨歌》主题真实面貌的研究过程,参与者的"试错"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贡献。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批判(非意识形态或单纯学派之争)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对推动中国学术的深度拓展与实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高校学术管理结构的系统分析及启发

德国高校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极富特色的科研、教学组织形式,一直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享有盛誉,并因其卓越的高等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而享有"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美誉。本文简要介绍了德国高校学术管理(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着重对其学术管理结构的特色、发展以及变革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探讨高校学术管理结构变革与学科发展、科研教学水平的相互推动作用,进而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高校学术管理结构改革提供某些借鉴及启示。     

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隐含着一个文化研究领域的"法兰克福命题",即媒介对文化单向控制,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但是,在媒介技术不断变革的现实图景中,文化传递与信息方式的变化动摇了媒介控制的基础,使文化治理成为可能。文化治理的任务在于构建资本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共识机制,克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向共生,以合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回应"法兰克福命题"。     

“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思想的考察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在他身上充分显示出该学派在后期所遭遇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梅尼克著作所进行的历时性的和背景还原式的考察,揭示出在其思想中所体现的他试图克服但却伴随其一生的一系列矛盾,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及其对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加以不同方式的处理。经过辨析,我们可以发现,终其一生,这些矛盾都没有被完全克服。     

“前海”是个什么样的“学派”?——读《“前海学派”的戏曲史研究在新世纪以来的意义》有感

王馗先生《"前海学派"的戏曲史研究在新世纪以来的意义》一文再次标举"前海学派",并将其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如果真的存在"前海"这样一个"学派",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特殊性:构成这一"学派"的基础,主要不是学者的个人学术认同,而是单位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具体的学术观点相比,它更强调正确的"单位"立场;而这种集体性质和"单位"立场的根源,在于戏曲研究所及其前身始终与政党的文化体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难以摆脱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的变革——以阿多诺社会批判思想为背景

受冷战形势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偏离了历史事实,德国大众试图逃避历史罪责。阿多诺不满于战后德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以"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为代表的系列电台演说。他批判德国大众文化中暗藏的"野蛮",诸如"冷漠"、"坚强"、"集体性"、"权威人格"和"物化"等阴暗面,呼吁对儿童的教育和大众的启蒙。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思想激起了德国青年人对父辈历史的质疑,并对60年代以后的德国政治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外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政治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政治科学对政治稳定问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四个学派,比较历史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社会心理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本文概述了这些学派各自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最后分析了这些研究对于我国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的启示。     

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中西方学者都聚焦于批判理论之于中国的跨语境挪用潜力。对有些西方学者来说,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值得批判性反思,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解释中国某些文化实践时必然出现错位。双方在强调批判理论的工具价值的时候,都无意识遮蔽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知识学意义。实际上,中国注重实践智慧,而缺乏追求真理的传统。中国在开始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在相当初步的层级中。中国学术的未来辉煌,取决于坚持不懈地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长期战略,这需要决心和耐心,也是合乎中国实际的另一种文化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