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帝国确立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但统治集团的标榜、口号与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并非完全一致。汉武帝及其以后,儒学始终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代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     

关注与拓展: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

正20世纪中国儒学史,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相比,固然同属于中国儒学史的范围,但却又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并通过这种特殊性与以往各时代的儒学开展呈现出质的区别。因此,开展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需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深刻把握这种特殊性,对其中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简论儒学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

儒学至少从取得独尊地位而成为官方哲学始,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中就有了明显传播和影响。云南纳西族的阴阳观念渗透着《周易》阴阳观念的文化基因,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儒释"或"释儒"。阳明学对贵州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在壮、黎、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岭南,儒学的传播影响和发展,更有广泛深刻而长足的性质。     

儒学对满族伦理道德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它所形成的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统治思想。它的影响力、渗透力无所不至。以致于17世纪初形成于中国东北的文化上还很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迅速地全面地接受了它,由它取代了原始的天命观的支配地位,成为本民族谨诚遵守的伦理观念并以此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建立了对全中国的长期的牢固的统治。本文拟着重论述儒学在满族中的传播过程,以及它对满族伦理道德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论儒学影响与我国 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生成演变

在我国悠久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中,儒学传播与诸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儒学影响为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发育生成注入活力和血液,儒学转化则构成了少数民族哲学多元共生的重要思想内容。由接触碰撞到认同吸纳进而转化融会儒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形成发展中哲学发蒙、生成演变的递进性标志。"释儒""伊儒""似儒""辨儒(原儒)""反儒"等,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观念构成,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秦皇汉武文化政策比较研究

秦始皇"焚书坑儒",采取了政治、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统一思想文化．背离了宗法社会的文化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水",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教育、引导等手段统一思想文化,顺应了宗法制社会的文化传统。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都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 ,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 ,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 ,使他们“激情评判”中不能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 :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儒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 ,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学———儒教 ;批判的锋芒并非指向古人 ,而是指向今人 ;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 ,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 ;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 ,而是抨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 ;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 ,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当我们的祖先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候,在我国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仁德政治”、“君臣、父子、夫妇”的重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儒学。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我国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道家思想已逐渐摆脱原始的天真狂热和巫术野蛮而沉淀为“理性形式”,成为人们平衡心理、满足缺感的宗教思想。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人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其“心性”学说使它向现实的人生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道学     

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性别制度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是当今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包含两个视点投射视角:一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视角下建构的妇女形象;二是少数的女性历史书写者视角下展现的妇女。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公正的场域,其对于女性的排斥,早已从一般观念外化而成为了社会性别制度,并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书写当中。占据社会话语权力的男性,不仅决定了古代史学史上历史书写中构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也规训了在当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女性的历史书写。回顾、分析古代史学史,历史知识生产的文本书写,一直是男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支持的体现,无论是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自己的历史书写,我们都会看到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所建构的对于女性从身体到灵魂的完全的规训与控制。传统社会的男性在"知识"的支持下,攫取了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女性则在"知识"支持的权力压抑下,让渡出自己的权益,在历史书写中将性别价值泯灭,只是其表达价值一如男性。认识传统史学史中非公平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