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民族地区社会控制模式中的民俗控制检讨——以广西为考察对象

边境民族地区民俗资源丰富,为本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构建我国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背景下,应该充分调动民俗等民间力量,实现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合理包容。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新失业群体”治理——以甘肃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以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民族地区＂新失业群体＂具有特定的指向,以甘肃为例,显现出特殊的就业结构、特征及成因,其问题的化解,需要充分利用既有治理基础及潜在治理条件的前提下,构建治理政策框架、扩大治理经济基础、构筑治理支撑体系、激发治理内生动力,有效探索合理、高效、可持续的就业治理体系。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中朝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朝边境地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边境地区从昔日的“边陲末梢”发展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安全问题汇聚交织的复杂区域和敏感地带,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边境治理中不可忽略的主要安全问题。作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特殊空间,边境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加强边境地区跨境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对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义重大。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矛盾现状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调查出贵州、广西、内蒙古、云南、四川五省乡村居民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文化领域、环境领域、民族关系领域的乡村社会矛盾认知状况.认为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存、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矛盾疏解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依赖性特征,提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矛盾应系统性地进行疏解、疏解的核心在经济领域、社会矛盾应划分等级进行疏解、鼓励乡村意见领袖参与社会矛盾调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中朝边境民族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中朝边境民族乡村振兴,对巩固边境地区长期稳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丰富中华文化“基因库”、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中朝边境乡村全面振兴面临以下困境：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乡村文化振兴载体缺乏、乡村治安防范能力降低。全面振兴乡村路径应该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乡村人才,增强乡村内生动力,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载体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提升治安防范能力,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文脉传承研究——以瑶文化为例

旅游业的文化特质显著增强,旅游业已经由单纯的游山玩水、文物观光向“传统文化寻根”、“文化体验”过渡,文化寻根、文化体验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旅游热点,民俗文化资源为旅游开发者青睐。本文阐析了文脉的涵义,并以瑶文化为例证,提出了文化资源开发文脉传承的原则及规划要点。     

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晚清传统士大夫仍希望能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治国救国的良方。本文以刘锡鸿为例 ,从养民在官、息争讼与节刑律、讲礼教三个方面对其乡村社会治理理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