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养济院和育婴堂为例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养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慈善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分布区域更加广泛,管理日趋完善.养济院大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创建,官方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育婴堂虽然大多数仍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创建,但民间力量已广泛参与.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协作成为促进明清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清代浙江厘金制度的创办与衍生形态述论(1854—1866年)

太平军进入浙江前后,浙江省两次创办厘金制度,以应付不断加重的军费负担。通过对其创办和初期衍生形态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地方社会能量是如何在战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而其最终的制度形态既来源于传统惯例的变形,又受到新的权力结构的影响。     

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文章主要是将清代浙江进士的人数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域予以统计,并加以分析,认为清代浙江进士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在整体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平原地区是其分布的密集地区,山地则是其分布的稀疏地区.另外,在每个府中的进士分布呈现出由府治所在的中心县城向周边各县辐射的网络状结构.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

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的出现是渔业生产发展和竞争激烈的表现。与船帮、盐帮相类似,渔帮内部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渔帮的地域分布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渔业发展,渔帮逐渐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向渔业公所转变。以渔业公所为纽带,政府加强了对渔业行帮的控制,而渔帮的利益诉求也通过渔业公所向政府转达,并获得认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渔帮的历史使命最终被现代化渔业公司和渔会所代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地理位置的因素是其行帮组织演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规范则为行帮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京清代书院经费支出考察

在今天的北京行政区划内,清代建立了18所书院,主要有金台书院、潞河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缙山书院和卓秀书院等,其中的金台书院在全国很有影响。北京清代时期的书院经费支出大致包括基本建设经费和日常经费两大类。基本建设经费主要用于书院的土地与教学器具的购置和房舍的建造、租用、修缮以及书籍的购买、图书的刻印等方面;日常支出经费主要用于发放书院教师、行政人员的薪金、工食钱、劳务费和生徒的膏火银以及办公经费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杂项支出,如祭祀费、纸张费、茶水费等,但这部分支出占书院经费支出的比重较小。从北京清代书院经费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和各级官员对书院教育的重视。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

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清代抱告制度在州县民事诉讼中的实践——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社会某些特殊主体不能独立参与诉讼,需要抱告代替告状人递交诉状以及承担其他相关的责任。清代各朝状式条例对需要抱告的特殊主体进行了界定,但在诉讼实践中,抱告的类型和实际状态却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面相。根据清代巴县诉讼档案,对抱告的实际呈现状态、"老幼"的具体表现、抱告与诉讼当事人的关系、抱告窃名告状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分析,以期对清代抱告之规定与实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浙江出版业的历史考察

浙江出版业历史源远流长,其刊刻工艺发达,注重文教相习,有很多专门性的藏书与出版机构。从中唐时的官刻,到两宋时的私刻,及明清时的藏书阁、古籍考据、文献整理等,浙江出版业保存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推动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形成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对我国出版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中期城市的规模基本上按京师、省会、府级和县级四个层次分级;京师的规模大于省会;省会的规模大于府级城市;府级城市的规模大于县级城市。尽管也有个别县级城市大于府级城市,个别府级城市大于省会城市的情况,但这些都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清前期,由于战争等原因,城市建成区普遍小于城垣。而清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建成区开始超出城垣,而在城外形成不同规模的关厢市街。清后期,由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出现了一批开埠通商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故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分化,部分开埠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规模有较大扩展,然而大部分传统政治型城市的建成区则出现萎缩。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透视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粮食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不断增长,成为清代重要的粮食输出地;耕地规模虽不断缩小,却能支撑巨大的人口生存;农民收入渠道多样化,拓宽了农民的生存途径。但是,总体来说,湖南农业发展受到诸如人口过剩、人们的生活习惯、农作物品种单一等问题的限制。     

浙江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考察（1949-1979）——对浙江师范学院历史渊源的几点思考

今年是浙江师范大学的50周年校庆,作为浙江省高等师范教育的主体力量,浙江师范大学对浙江省的基础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选择浙江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追溯浙江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考察浙江师范学院的历史渊源,以史料为基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浙江师范学院校史中一些敏感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供学界鉴证.     

清代福州满族社会教育形态的演变及其影响

清代福州旗营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纯粹的军事教育,逐渐演变为文化军事教育并重的形态,其是一种军事教育为核心的特殊教育制度,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清政府的统治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     

清代孔府土地经济形态研究

在清朝，孔府是统治者倡明孔学、尊崇儒术的根本性政教基地，从主观、客观上维持和巩固这个基地的物质要素乃是孔府的土地经济。该府农田由以５屯４厂１８官庄为主体的公田和分布于鲁、冀、苏数省的私田两部分组成，由此而决定了孔府农业经济的两重性：不完全的（残余性的）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表现为包括徭役内容的赋税活动与租佃活动的结合，即古典型与时代性并存。其经济形态，既具有传统的典型性，又具有区域的特殊性。     

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

清代四川叙永厅县驻辖双城,俗称川城与贵城.双城内厅治与县治衙署互为交错,呈现插花地现象.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形态,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四川永宁宣抚司与贵州永宁卫治署原址的继承渊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川贵两省边界的逐步调整,以及叙永厅县地方行政管理的不断调适.双城治所形态的变迁浓缩了叙永厅县纳入中原王朝国家管理体制的历程.本文的出发点是对施坚雅经济层级空间建构的一种间接性的历史地理反思--在中华帝制时代,经济与行政空间交错重叠,在我们的研究中,行政空间的建构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     

清代荆州慈善救济活动略论——基于《荆州府志》的考察

清代荆州慈善救济活动遍布于其所辖各县,涉及生老病死和赈灾等各个领域,创办形式和经费来源多样,但整体水平不高。天灾严重,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孝义观念的强化,清政府重视和地方衿绅捐助,人口的增长造成人地比例失调和流民增加,是其兴起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浙江伪政权组织考察

伪政权组织是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内纠集汉奸培植起来的卖国政权组织 ,起到了助日膂力、为日张目的作用 ,其所犯下的罪行决不亚于日本侵略军。     

清代诉讼费用研究

清代虽不存在法定诉讼收费制度,但诉讼收费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讼费的产生与存在同当时财政制度有密切联系:国家向衙役、书差等人支付的薪水无法维持其生计,于是他们利用制度空缺,巧立名目向当事人非法收取费用。此类行为尽管被当时法律表面上所禁止,但为维持司法体制的正常运转,清王朝不得不容忍这种非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其结果是当事人为此付出高昂诉讼成本甚至倾家荡产。过高的讼费又强化了官方贱讼的态度——诸多官员以诉讼易导致当事人破产为由劝说民众息讼,而很少考虑革新官方诉讼理念与司法制度,以适应诉讼参与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