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

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还是“进化论”的发展观?这关系到如下一系列问题:鲁迅的早期(1898-1917)思想达到了什么高度?它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有什么必然联系?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对鲁迅的震动和影响?如何分析鲁迅当时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与“进化论”的发展观有哪些质的区别和联系?“进化论”的发展观在“五四”时期还有没有积极意义?它与鲁迅的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的称号是否水火不相容?还有,鲁迅有没有接受尼采哲学等唯心史观的某些影响?这些影响在“五四”时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要想科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老舍与“五四”

五四运动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及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我国现代老一辈知名作家,不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迟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五四”时代浪涛的冲刷和启迪.1957年5月4日,老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五四”给了我什么》,回顾和总结了“五四”精神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老舍只说了“五四”给予自己的方面,而事实上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丰富和发展新文学运动的     

精神之“诚”与“伪士”——试析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留日时期,鲁迅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批判“伪士”。五四时期,鲁迅小说聚焦民国共和危机下官僚、国粹家的精神状态,凸显“伪士”的假面,其价值取向呼应着与传统产生决裂意志所孕育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对“五四”“反传统”的思辨

超越“五四”一直是学术界的时髦话语。如果我们不理解“五四”的本意,又何言“超越”？于是,我们看到,当“超越”成了一个流于形式的“银样蜡枪头”时,思想的困惑和尴尬就势所难免。固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禁锢大开,但俯瞰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９０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文化热”,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些讨论无不与“五四”时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然而研究的观点和结果仍摆脱不了“五四”窠臼,要么说全盘反传统好,要么说全盘西化不对,最后都留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     

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将创造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它的作品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事实上,创造社主要成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曾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①郭沫若这位未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却一直与鲁迅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同构与异构

前言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五四”运动,距今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时间流程的两端,分别联结着两次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五四”运动思想先导的“五四”新文学以至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新时期以来以新的姿态出现的文学大潮以至文化大潮,这是中国当代史中的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前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酝酿、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急迫任务。后     

“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述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在反对旧思想、批判旧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撰写了《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若干论著,阐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和青年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整理和发扬近代伦理思想传统,全面地总结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真研究“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是不无意义的。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五四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起点,每年都是从正面欢庆这一节日,却很少人从反面沉思这一起点中蕴涵的消极成分。因此,能否有勇气反思这一节庆的负面阴影,应该说,是检验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比八十年前更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要强调的是,今天知识分子视为圭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在五四时期提出的,而是属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却有着明显的历史断裂。用一个强符号“五四运动”来统摄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历史时期,是很不妥当的。 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     

“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开始有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方法论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初年朴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到“五四”文学革命中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方法成为主流，再到“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义的初步成功，这一切都说明，方法本身似乎是研究的途径和工具，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哲学。所以，对”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既是我们认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促进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精神与学术繁荣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两面大旗,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在两面大旗下,诸子蜂起,百家林立。《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不断传出战斗的呐喊和痛苦反思的新见: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互助社”、“励新学会”,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等,此呼彼应,共同创造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思潮。 正是这百家争鸣的划时代交响,才结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学术繁荣的硕果,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仅从学术方面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6年间的建树之丰,超过了1840年到1915年70多年的总和。     

“五四”精神与文化的多元化

七十年前,“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向旧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但是,时至今日,先辈们梦寐以求的新文化并未完全建立起来,重建科学与民主新文化的艰巨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什么原因呢? 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五四”期间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并不全面,也不一致,“五四”之后的发展道路更是偏离了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