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终结

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近代走向终结之哲学方面的原因 ,在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世界观、整体关照方法论以及儒道两家长期相互抗衡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道家关于“天人一体”、“天地与吾齐生,万物与吾为一”的思想;儒家关于“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把保护自然提到道德行为高度的观点等等,都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朴素表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着深刻丰富的修养智慧。它认为修养是通过内心反省、个人践履以实现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活动。修养具有自我性、内省性、道德性、心灵性等特征。修养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是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修德立人是修养的主题,人为至贵意识是修养的前提,诚意正心是修养的基础,以理制欲是修养的关键,自省自反是修养的方式,以名矫实是修养的路径。     

卡逊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一部生态科普作品,书中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生命责任伦理、敬畏生命、万物平等生态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儒家、佛教中"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等生态伦理思想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中国哲学中的“自我”

中国哲学很早就对“人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古典思想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各有不同,但各家各派都主张某种程度上的“无我”之说。从毋我、无已到无我,对自我的消解和否定构成了其中共同的趋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我是整体主义的自我。自我理解的差异构成了人道主义的古今之辩的前提。     

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官箴是以一种劝诫文体表达出来的“为官之道”。官箴文化所传播的政治智慧着眼于官吏修齐治平的内省自觉,特别重视对官僚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和业务才干的锻炼,凸显了亲民爱民的人文关怀。它们以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诠释着古代社会的治理图谱,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也给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建筑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些独特的哲学观念,如“象天法地”,“道法自然”,阐述了在这些哲学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园林等方面所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内涵,并对如何继承这些遗产进行了讨论。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若干问题的哲学反思

首先,"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其次,不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有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从另一视角看,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试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及其本体范畴

"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涵义就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观念或思想",它的本体范畴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起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法律制度。传统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古代文人的思想主张中均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内核,体现为天人合一、物吾共生的整体观,天地有节、取用有度的节用观,兼爱万物、生生不息的博爱观。在生态法律制度建设层面,西周以降的历朝历代大多注重通过专设环境保护机构、拓宽环境保护要素、实施严刑峻法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态治理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即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落实节用爱物观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贯彻最严法治观以筑牢生态治理的法治基础。     

智慧与哲学智慧

从“爱智慧”的角度理解哲学,其前提是必须搞清“智慧”是什么?应该从历史的,语义学的角度以及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智慧本身。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哲学智慧也不同于常识的和科学的智慧,哲学智慧是“大智慧”、生存智慧、“酸性”智慧和精神境界。基于“智慧贫乏”的时代事实所提出的“恢复智慧”和“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本质上应是回归“哲学智慧”。     

智慧、道德与哲学

智慧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智慧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第二,智慧是真理性认识与价值合理性选择的统一。第三,智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四、智慧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道德智慧"的内涵或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人生觉解、价值澄明、知世明伦、修身立命。道德智慧与人生智慧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二者也有其范围大小和性质殊异。哲学的本性是"爱智慧",而非仅仅是爱知识。哲学或中国哲学研究应该面向中国人的实践、生活、面向民众,重新回到"爱智慧"的道路上来。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态情结

由于受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蕴藏着难解难分的生态情结,其核心是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而这也正是当今生态危机重压下全球性的诉求。     

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价值的人学语义

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上,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要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社会伦理相牵挂,是中国哲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哲学以人为本健生尚动勇于实践利群利他等基本精神中,处处彰显着鲜明的主体心态和厚重的人学意涵。同样,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哲人也将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整合,把对现实人生道路的积极探索与对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将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想人格、倡导经世致用之志,确立为自己实现内在超越的人生目标和治学的根本宗旨。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观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化文明、面临环境与发展的重大挑战所出 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核心是探求人与自然的互为调适、协同进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共济、当代与后代的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和 谐观。中国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己身心内外和谐,追求“天人合 一”的境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和谐观进行了历史继承,又以现代实践为基 础,在内涵、外延、实现手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理性超越。     

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本文从彻底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唯生主义这三个特征的分析入手，揭示了作为当代西方人文科学哲学基石的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基木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夫道，天下之公道也”这一闪烁着解释学思想光辉的人文理想，并从道的辩证性格出发预测了中西文化运动今后各自的走向。     

论中国古代教化的实践智慧

中国古代教化活动所注目的是实践目的,而非理论目的,它有着强烈的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性格,并且表现了一种突出的实践智慧。中国古代教化活动都是为着整体地塑造人的心灵,使人培养起智力上的精审、情感和意志的相互协调、平衡、融洽和化通。     

邓小平的哲学智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新路

本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智慧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所以能复兴于当代的最根本秘密，他的哲学智慧，在当代中国走上现代华新路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本质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走自己的道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民族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时代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找到了重要的发展动力；“要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方法论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创造性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创立了独特的行为方式；“三个是否有利于”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实践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指明了判断人们思想观声、和社会行为的评判标准。在对上述问题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智慧既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的指南和活的灵魂；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构思，就是一部渗透着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历史杰作。     

中国古代智慧与现代设计观念

中国古代智慧中蕴涵着很多有益于现代设计的思想资源,在发掘、运用这些思想资源的同时,注意二者的历史跨度和文化差异,在设计实践中,修正和发展古代智慧为设计探索服务,是现代设计理论研究对待中国古代智慧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