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

关于技术治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大多是从技术治理的工具维度展开与讨论，相对缺乏制度维度的探索，仅有的制度维度的研究更多是从静态角度阐述制度建设，忽视了技术与制度之间动态互动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主张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挖掘技术治理中技术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并剖析当下技术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旨在通过技术发展和制度完善之间的动态平衡推动技术治理走出困境。本文强调制度对于技术治理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倡导制度至上或者制度万能主义，因为制度还受到体系、结构等宏大因素的制约，并主张开展基于不同制度的技术治理比较。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三重困境与应对

进入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掀起的使用热潮引发了人们对相关伦理困境与风险问题的关注,虽然公平、准确、可靠、安全、人类监督等几项内容被设定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则;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方面存在因本体论身份引发的价值张力、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偏差与安全系统被动保护带来的三重困境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实践“负责任”的原则带来了现实挑战。在风险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历史变局下,人类社会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应加快建立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践行文化包容的治理智慧,以及回归社会问题本源的认识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负责任”原则的关键。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契合与创新进路

党的二十大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决基层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由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动下，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征与基层治理存在诸多内在契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信息技术创新与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数据和信息，从而让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村民依靠自身力量，借助科技力量重新塑...     

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适配的模式与机制

为阐明国家行政下乡与信息技术应用在基层治理场域中适配性问题,对比了浙江、江苏与广东三地的网格化治理：浙江筛选性适配模式体现为网格录入信息筛选和治理议题的自我设置;江苏全景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网格信息全要素录入和上级对基层政权和村庄社会的全方位调动,表现出治权的向上集中和向下分流治理的刚性;广东瞄准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村干部与网格员内外双轨并行的治理格局,网格化系统瞄准社会治理事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行政系统面临高度变动和复杂化的社会,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所化约出来的地理、社会边界和数据的确定性满足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其适配还需区分精细化治理适用的领域与强度,并坚持技术治理的工具论,把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回归到治理的本质上。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国家治理中ChatGPT技术应用的效能与风险应对

ChatGPT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嵌入国家治理的诸多可能性,也存在一定的治理风险。一方面,ChatGPT技术因其具有强大的语言交互能力、高效的信息驱动能力和精确的运算能力,可增强国家治理的亲民性,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性,推动国家治理的智慧性;另一方面,ChatGPT技术在数据安全、舆论传播、技术监管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为了发挥ChatGPT技术对国家治理的赋能效用并有效规避风险,应推动ChatGPT数据的分类分级、完善ChatGPT模型的责任链条、加强对ChatGPT技术的引导与研发,进一步强化自主科技研究,克服技术难题,抢占市场高地,为国家治理提供安全、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创新机制。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公司治理

通过对2008年我国煤炭行业25个上市公司进行DEA技术效率分析,得出煤炭行业要重点从规模方面着手来改善经营效率.通过选取资产负债、独立董事、管理层持股、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及为股本结构等指标来衡量公司治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加强公司治理,改善激励机制设计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依靠技术创新,继续实施促进先进节能技术的研发,走集约式发展的道路,促进可持续发展.     

山体滑坡综合治理技术

古田隧道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山体古滑坡复活情况，通过对隧道地表情况、围岩地质、构造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了其形成原因，采取了锚固桩、锚索桩、微型锚筋桩和洞内加强支护等综合治理措施，成功地治理了山体滑坡。阐述了锚索桩施工工艺和监控量测方法，为以后同类型工程施工提供了借鉴。     

喷浆技术在加固石拱桥中的应用

利用喷浆技术加固石拱桥取得了成功 ,为石拱桥病害治理提供了经验 ,与其它治理方案相比 ,可降低造价 30～ 50 % ,缩短工期 50 %。     

人本—技术—决策:基于csQCA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多元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模式是解决城市发展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人本—技术—决策理念视角，借助csQCA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确立群众主体地位、关注群众需求、注重群众参与、数据和网络配合、主体互动平台、评估治理风险、输出治理对策7个二级变量。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个案，通过构建影响其数字精细化治理成效的理论模型，探究以“智慧大脑复合联动”为特色模式的数字精细化治理实践。研究结果表明，数网协作主导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智慧治理，其余6个解释变量均不能构成推动地区数字精细化治理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亟需立足于“人本赋源”“技术赋能”“政策赋效”三大维度，更新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策略，开辟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技术下乡与基层治理双重回应的生成

以 12345政务热线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被广泛运用，调适了基层体制内权责关系， 是政府吸纳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数字技术难以对个体诉求精准分类和真实性识别，因而产生诉求信息拥挤。基层干部在面对诉求制度的回应规则时，其回应行为呈现出线上诉求回应与线下事务治理回应的二阶样态。一阶样态体现出基层科层组织内部关于诉求回应的权责调配和压力驱动逻辑。二阶样态则是基层干部在具体情境中与村民围绕诉求进行互动，体现为一次性诉求直接回应、模糊性诉求程序回应和不正当诉求化解治理三种策略。诉求回应制度提升了基层回应性治理的水平和效能，但此种干群互动是靠科层压力传导来实现，呈现出回应的被动性和后发性，这与我国群众路线所蕴含的干部直接回应和解决民意诉求仍有区别。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新变化及其实现路径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了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的实践新样态。通过对突发舆情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演化趋势和风险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我们认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可从设计层级结构、激活参与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师生权益方面变革思路。以此为基础，在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背景下，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大治理观”,从促进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完善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数据决策平台支持层面，进一步优化数智技术赋能的舆情风险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