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干部驻村与部门帮扶形成的跨层级治理方式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运用的治理技术。基于“情境—过程”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考察发现:在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情境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外部嵌入、有效衔接与内部执行,使得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得到可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高层部门“一把手”的政治动员逻辑是从“高位推动”到“嵌入互动”;中层部门的资源供给逻辑是从“条块分割”到“集中供给”;基层部门的技术运作逻辑是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衔接”。由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动态调整与治村理念延续的冲突、各职能部门的趋利选择与合作治理之间的冲突、基层干部的晋升需求与服务基层之间的冲突,使得跨层级治理陷入制度困境。     

驻村帮扶“接棒治理”的逻辑与归宿——基于豫南L行政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贫困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村社集体,然而，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悬浮”于农民。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却失去了与国家资源对接的能力，造成贫困治理的“内卷化”。村社集体的内生活力某种意义上需要外部力量予以激活和再造，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帮扶”是贫困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驻村帮扶本身是连续性的，成员通常由同一单位选派，类似于接力赛，故称之为“接棒治理”。“接棒治理”能够为理解驻村帮扶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可取视角。在“接棒治理”的框架内，由同一单位选派的驻村帮扶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帮扶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多办实事。作为外部嵌入力量，驻村帮扶不可避免地对村庄内部治理秩序产生影响，但由于退出机制的确定和可预期，驻村帮扶下的“接棒治理”不会完全改变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更不会对村庄自治造成破坏，其旨在培育并回归自治，将“接力棒”最终交接给村社集体。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精准帮扶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

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精准帮扶可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治理。对于通过旅游产业推动精准帮扶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民族村寨而言,政府、农户、产业、社区、游客五个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在帮扶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不利于社会治理。这些问题包括：政策操作难度（政府因素）、农户自身问题（农户因素）、不同发展基础（产业因素）、管理方法不足（社区因素）、不当游览行为（游客因素）。有针对性地构建基于精准帮扶的社会治理路径,需要综合考虑转变方式、扶贫反思、全局平衡、尊重理解、治安管理五个方面。     

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M县的调研分析

在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既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首要指标,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基于粤西M县调研发现：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层级驻村干部通过积极“争资跑项”来打造多样化的乡村“戴帽项目”,但随着新旧驻村干部轮换,原先的产业无法创造新的政绩而被“消极应对”,以致后续管理出现衔接脱节。各职能部门的趋利性取向形成了产业项目分配的“分利失序”,而体制内资源的有限性加剧“条块”部门恶性竞争,“碎片化”资源供给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新旧部门的交替管理加快了产业项目变更频率,以致体制内资源不断被耗散,进而导致原先的产业缺乏持续性投入而出现衔接失灵。因此,需要在事前预警,提升产业结构与干部选派匹配度;在事中调控,动态调整产业与强化驻村干部监督;在事后防范,持续性供给资源与增进多主体协作予以化解。     

教育帮扶的作用机理、实现路径与未来接续——基于W市对口教育帮扶的分析

治贫要先治愚,扶贫必先扶志,作为“五个一批”措施之一的教育帮扶在脱贫攻坚中意义重大。贫困人群持续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的不足,教育帮扶有助于贫困人群习得生存和发展技能、缓解和消除文化贫困,并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培育贫困人群可行能力的目标,与反贫困的终极价值相契合。由此,一些对口帮扶单位依凭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开展各种能力提升培训、送教下乡、共建乡村文化和关注贫困人群子女教育等措施,以期实现智志双扶。但对口单位的教育帮扶作为统一规划的国家干预,必须实现长期化、精细化和在地治理,方能把由外而内的帮扶外力转化为由内而外的脱贫动力,最终以人的发展实现彻底脱贫。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脱贫地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基于两个县域的比较分析

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面脱贫。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脱贫地区的脱贫人口还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风险依旧存在。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视角,对脱贫地区防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展开研究。在论述构建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开展的探索实践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防贫监测与帮扶机制构建的具体路径,即需要科学确定监测标准,精准锁定监测对象;分类分层进行预警,建立完善的动态预警机制;细化优化帮扶举措,构建多层次和复合式的帮扶机制,才能防止规模性返贫,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