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数字时代新兴风险的治理逻辑及路径——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

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形态演进视角考察不同阶段的风险主题及治理，可为新兴风险治理提供历史线索。研究表明:一是人类的风险主题经历了生存风险、福利风险、新兴风险的转换，风险样态遵循了从单一型、多样型再到弥散型的演进，而社会系统在技术维、组织维、信息维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维度组合形态，形成不同的风险治理能力和模式。二是新兴风险的弥散型特征需要社会系统中信息维的高度发育，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治理可能成为新兴风险治理的解决方案。三是新兴风险数字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以“三步走”策略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融通到数字治理的模式。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性不足,协调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治理失效。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要从加强和巩固元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法治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出发。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纾解

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算法技术，以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需求为目标，对社会治理中的议题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判断、精准制策的社会治理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算法治理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精准识别治理议题、精准预判社会矛盾和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因此，算法治理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然而，由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误用，产生了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集中体现为4个方面：算法治理过程的不透明酿成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治理行为的不确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算法治理方案的不精准诱发社会公平问题、算法治理准则的不恰当造成社会价值问题。在实践中，要从算法治理产生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对算法技术进行驯服，从观念、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助推算法治理朝着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迈进。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中国步入了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时期,随之而来的转型风险即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却成为中国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估转型时期的风险,社会弱势群体增多、政府管理职能弱化、利益分配不均、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利益冲突、经济发展的片面性等因素是导致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合理应对和规避风险需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培育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强化政府的责任伦理、加强全球合作等方面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治理之路,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公司治理风险相关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将会导致治理风险,近年来国内外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丑闻很大程度上由治理风险所致.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视角,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治理风险研究进行评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现代性视域中的技术风险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人类面临巨大的风险,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为了有效地防治技术风险,我们必须树立技术风险意识、强化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建立有效的技术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技术的运用、加强技术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使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IT治理与企业IT风险控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对IT资源的依赖也越来越大,IT资源成为企业发展和获取竞争优势的使能器。然而企业的这种依赖性越强,IT资源带给企业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良好地理解并管理IT风险,企业才能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利益。IT治理有助于保持企业战略与IT战略的一致性,帮助企业确立全面的IT资源管理架构以及建立精确的衡量指标体系,从而使企业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IT风险。     

刺穿泡沫,还是缓慢治理?

对于中国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国内外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在泡沫破不破的问题上,人们并未形成共识,许多人依然还幻想着企图泡沫不破而让经济运行自行平滑经济金融风险.但是,世界上没有不会破的泡沫,在一定程度上,泡沫的自行破灭对经济体的伤害比主动刺破要严重,特别是经济泡沫对企业将带来长期的停滞,将导致企业伤痕累累.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必须依靠企业的力量,不能等经济不可持续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再来消除金融泡沫.因此,在适当的时机主动刺穿经济泡沫,将比缓慢治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韧性能力何以实现：社区风险治理的结构调适与功能复合

面对新兴风险的扰动与冲击,韧性逐渐成为社区风险治理研究的新路径。既有研究多关注社区韧性的概念界定、社区韧性特质与属性的静态解析,缺少对社区韧性能力的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动态研究。本研究通过对百步亭社区的疫情防控实践分析,挖掘社区风险治理过程中韧性能力的结构要素与功能表征。研究发现,韧性能力内含于社区风险治理结构的价值层次、制度层次和集体行动层次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体现出以稳定性、抗逆性和能动性为核心的功能复合。韧性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常态与应急下对社区风险治理结构进行调适,在互动与合作中促进社区风险治理功能优化。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既有个体风险，也有社会风险。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利用风险感知、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理论，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与风险爆发期，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因而，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需强化精准思维和整体性治理导向，应以风险治理共同体为“翘板”,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