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康王桥——缅怀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从山西南下湖南岳阳至今已六十几年,在清明节之际,我们五名在岳阳的南下干部来到了烈士陵园。深切怀念在岳阳县康王桥镇＂四·三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年仅18岁的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南下诗草与纪事（摘编）

扪虱中州初识稼 养疴云梦夜浮江 临流但羡祖生壮 横槊却评魏武狂 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南下工作大队的专列沿津浦线南下。在徐州，先我们而到达的某部南下工作团曾发生过集体中毒事件。后来查明是潜伏的敌特化装成小贩，把有毒的大饼卖给了我们的同志。这时。我们才初步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     

“资溪突发事件”的生死激战

我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随军南下到江西。5月8日,我们南下工作队6大队5中队和部队一起,从鹰潭经饶桥解放资溪。当时,解放军的大部队没有进驻资溪县城,只有一个排的兵力配合南下工作队,在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后一起进入资溪,人数不上百人。     

活捉“国大代表”

我叫邓恩焕，86岁，运城稷山县人。1949年，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南下四川开展革命工作直到从四川省司法厅监狱局离休。我偶然间看到《山西老年》杂志刊登的“追寻南下的足迹”文章，不由地回想起我南下四川后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活捉“国大代表”、     

参加成都解放入城仪式的经历

南下四川的战斗生活,特别是参加成都解放入城式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使我们终生难忘。     

难忘离别时

1949年初，忻县组建南下工作团时，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南下。我当时在忻县市政府（后称城关镇）任财粮助理，当时我们忻县确定了十位同志南下。没想到在春节放假以后，却传出许多谣言：说蒋介石的部队很多，还有美国和日本支持，飞机、大炮、原子弹都很厉害，干部南下是活着去了，死着回来；还有的说，南方天气酷热，鸡蛋放在石板上能晒熟；也有的说，南方蚊子又多又大，北方人去了，热不死也会被蚊子咬死。     

我和华国锋一起南下的日子

"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本刊2010年的大型特别策划活动,以南下干部这一特定的历史群体为主体,以山西南下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主线,通过口述历史、回忆往事、人物访谈、背景史料以及南下见证人和老照片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通过全景展示,大力弘扬革命先辈们那种忠诚于党的事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崇高品质和精神境界。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参与和来稿,并提出宝贵建议。     

在衡阳收枪的故事

1949年4月,我在担任平遥县武装部作战科长期间奉命南下,随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赴湖南工作。这年10月8日衡阳解放,我被分配到衡阳一区任武装部部长,1950年9月任副区长,1952年调至九区任区长。记得我们南下工作刚刚进入衡阳时,情况十分复杂。由于湖南是和平解放,到处有国民党散兵出没,还有当地土匪也多,我所在的一区是一个有11万人口的大区,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既要征粮征草,支援大军南下,又要收缴散兵和土匪的武器,保护百姓安全,还要建立乡村组织,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尽快稳定社会治安。任务如此重大,而区委除了书记、区长、武装部长三人外,只有干部八人。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便暂时利用被接收的原伪职人员中表现较好的征粮征草,区里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收缴武器,打击土匪,安定民心,联系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紧张工作了一月许,四野部队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排的骑兵,为我们增添了力量。依靠这支力量,我们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一手抓镇压土匪头子和反动顽固的原乡、保长。     

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经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10世纪,南下经略是契丹向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契丹南下经略活动研究颇丰,尤其对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与影响都进行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研究。但多数研究注重以契丹南下经略结果来推论目的,缺少对契丹南下经略中军事活动与政治契合度的关联研究。对以契丹为主体的南下过程中,契丹与中原互动研究关注不多。对南下经略过程中契丹其他军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而有必要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以便了解契丹南下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与10世纪南北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娃娃兵”南下

我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大孝堡村，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入党。1949年5月，我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带领下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丁团）工作学习，后随十八兵团南下，被编为南下工作团三梯队二大队。在临汾市集训期间，我们除了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知识外，     

父亲为啥这么恨我的大舅

父亲不善言谈,他从没对我们兄妹讲起他的往事,尤其是父亲自1939年参加革命到"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他在队伍中都干了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一无所知。家里有张老照片,照片     

1949:我随大军南下入川

我今年97岁,离休前曾担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48年我36岁,但参加革命已经11个年头了,在晋绥二分区山西神池县任青委书记。南下时,我们是     

追忆我南下的两个哥哥

我出生于革命老区武乡县斗底村的一个革命家庭。60多年前,我的两个哥哥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往事至今难以忘记。1947年,我二伯的儿子李春藻和我的胞兄李春清都先后被县委批准成为南下干部。春藻哥南下后     

南方的夏日

南方的夏日鲜有几日是闷热的,较北方的炎炎夏日来说,南方的夏let则更多地充斥着“温柔”。湿热的气候,秀丽的山水,孕育出了南方人“温婉多愁”的性格。如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李清照南下前“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乐”与她南下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了。除了国仇家恨外,或许还受南方人的“多愁善感”情绪的影响。     

夫妻相见不相识

1949年10月，我随西北南下工作团南下，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于年底到达四川。1950年3月1日，我转业到地方，为巩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继续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国事、公事大于个人的事情，不愿意为私事向组织张口。虽然有探亲假，但我都主动放弃了，直到1955年年底，我才和妻儿团圆。     

征稿启事

1．征集“追寻南下的足迹”稿件。“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2010年本刊大型特别策划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挖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山西南下干部那段不负使命、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历史，2011年，本刊将继续开辟“追寻南下的足迹”专栏。     

山西南下干部的历史足迹(之三)

关于南下入湘的"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     

长江支队太行太岳干部南下福建纪实(之二)

1949年3月下旬,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在河北武安县大会合,正式组建南下区委。3月30日,新组建的区委召开第一次干部大会,明确这次南下接管新区,不仅要接管小城市,还要接管大城市。由于形势变化,过去是由农村包围城市,从现     

长江支队行军日记摘抄

当年南下途中,不少队员都记有行军日记。这些珍贵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南下干部千里行军,进军新解放区的足迹和思想历程,展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不怕艰难险阻,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严守纪律,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本刊特摘录部分长江支队队员的日记,再现那难忘的南下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