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新编戏曲与南戏传统的对接——以“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为例

古戏新编已成为当下传统戏曲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新编戏曲以何种方式求新求变,对传统的尊重依然是改编的基础。"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在创新的同时,仍在剧情框架、人物对话、语言倾向以及地域特色中保留和承袭了南戏剧本的传统因子。     

论话剧对戏曲舞台写意时空观的影响

话剧与戏曲是中国戏剧艺术的双璧,作为舞台艺术,话剧对戏曲舞台时空观的影响呈现出曲折的特点.从舞台的物理时空、表演时空、心理时空三个层面进行剖析论述,比较话剧与戏曲在三个舞台时空观念层面上的同与异,论述话剧导演加入到戏曲舞台的创作实践,揭示出话剧舞台的写实时空元素渗透进戏曲舞台写意时空观的影响轨迹,对于当代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中国古代散文的写意性

人们论及中国文学艺术写意性时，往往把始终处于文坛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散文排除在外。本文从唐宋散文、先秦诸子、先秦两汉的史传散文入手，论述了中国古代抒情文、说理文、记事文的写意性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对后世散文的影响，指出中国古代散文同样具有写意性的传统特色。文中还对中国古代散文写意性形成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     

抒情语境中的物象写意——论蒙古族汉语散文的审美意象

新时期蒙古族汉语散文在其发展的自律中收获了几种抒情形态,其中象征性意象散文和原型性意象散文成就凸显。象征性意象散文注重继承,在纵向传承中体现了传统的深度。原型性意象散文则更多时候接受外来的影响,在横向借鉴中触及了创新的厚度。     

中国画“写意”新诠：基于生存论的视角

“写意即抒情”和“写意即表现”,都有所见,但也都所见未彻。写意不是心理学的行为,而是现象学的行为;不是主体性的行为,而是存在性或生存性的行为。写意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和艺术创作方式,还是一种生存方式,并且是本真性的生存方式。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写意就是将艺术家的内心冲动在第一时间内表达出来的创作方式。就艺术创作而言,写意的“意”是“意兴”;就艺术作品而言,写意的“意”是“意象”。意象造型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是一种不求形似、取其大意的造型方式。在“引书入画”之后,为了适应书法笔法的发挥,意象造型变成了程式化造型。程式化造型,其意不在造型,而在笔墨。写意的“写”本是“抒写”,即抒写意兴。随着写意的“写”被理解为“书写”,写意的“意”也被缩小为笔情墨趣。中国画的“写意”是一个意义系统,这系统有三个维度：乘兴遣画是美学观念,意象造型是艺术风格,引书入画是绘画技法。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不等于笔墨传统。中国画,不变的是写意精神,可变的是笔墨技法。     

论现代主义诗歌中节奏和意象的关系——以郑敏的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为例

人们一般认为节奏是表现诗歌的时间艺术,意象是表现诗歌的空间艺术,节奏和意象如何配合成为现代主义诗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不同时期现代主义诗歌中,人们往往偏重节奏和意象二者中的一方面,而40年代郑敏是通过情绪节奏和独特的意象之间的相互配合来完成节奏和意象的融合.     

论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以李世相《蒙古族风格钢琴组曲》为例

内蒙古草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音乐方面更是丰富多彩，富有地方特色。这样的民族音乐写成西洋乐器演奏曲谱，用钢琴来演奏时，民族作品与西洋技法的融合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蒙古族民族文化、演奏作品的内容等方面来理解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提高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的演奏能力。以李世相的《蒙古族风格钢琴组曲》为例，从音乐特点、旋律和节奏这几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     

画为心声意笔真情——读辛晔花鸟画的写意性

中国画在表达物象上,深受"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追求"似与不似"审美尺度。宋代苏轼就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故凡于欺世盗名者,必托名于无常形"的观点。齐白石提出"似与不似"的美学概念,认为:"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些观点表明了中国画以意造形,追求"似又绝不似"的境界,就要对自然物作主观的处理,即加进了画家的"意"。为了更充分传达神情意     

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符号化生产及其互动——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

文章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运用符号互动的理论,分析了民族旅游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过程,舞台表演过程中的互动模型及其出现的各种问题,指出要实现舞台表演互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消解建构新的文化符号时出现的各种紧张关系,必须在尊重当地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让村民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写意与写实——以影视剧中黛玉的服饰设计为例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灵魂人物,也是这部巨著中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从各版影视剧中的黛玉的服饰造型看,对于传统服饰文化设计,设计师们大概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从原著的细节入手,兼以考证清初妇女服饰风俗和习惯,力求还原当时的服饰造型来表现人物形象和体现文化内涵;另外一种则是应用设计师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去传达某个人物服饰的特征和特点。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势,但也都存在缺点。以影视剧中黛玉服饰设计为例,分析这两种趋势的优劣,从多角度归纳总结服饰文化设计的精髓,探讨服饰文化设计发展的趋势。     

符号化生产在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运用——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

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歌舞艺术因正好契合旅游者的符号消费需求而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文章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分析了《高原红》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逻辑及其特征,指出为迎合旅游者的"符号化"消费欲望而生产出的民族文化表演,其原生性的符号所指已经完全被消解,经过取舍、改装之后的再生性符号能指则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生产及消费的共同指向。     

从“载道”到“写意”——从山水画论的角度评价魏晋山水诗

山水画和山水诗同时起源于魏晋,而在唐朝达到鼎盛。魏晋时期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在审美上也应该有互通之处。那么,两者就不仅仅是单纯独立的,而应该在艺术上有所联系。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引起同行学者关注。     

生命镜像中的“疼”与“痛”——以冯小刚《唐山大地震》为例谈灾难电影的心灵维度

影片《唐山大地震》以其真实而撼人心魄的生命镜像,演绎了地震灾难造成的普通家庭生死离别悲恸的三十二年,现实主义地表现了女儿无法直面的人生,回避中始终无法完成的自我认同和母亲惨痛的废墟记忆。通过心灵转换生成中的意象、苦难废墟记忆的光与色及日常生活写意话语的背后三方面从影视本体论的层面上,分析影片如何探寻并成功地营构了震后幸存者心灵伤痕及日常生活中难以抚慰的心理空间的＂余震＂。创作者用饱含＂生命温度＂的光线刻划出生存者背影中沉重的灵魂,以生命镜像完成了召唤结构中个体生命＂疼＂与＂痛＂的人类内在生命体验的哲性思考,以源于生活真实的深厚民族底蕴,诉说出北方古老的土地上绝望而不屈地存在着的生命力量。与同类灾难影片比较分析,该剧显出独特的摄影造型观念,更加注重灾难之于人心灵的强烈震颤与难以愈合的伤痕,层层捕捉震后心理干预的心灵维度。     

“似与不似”——从齐白石“衰年变法”看写意花鸟画“形”与“意”的表达

中国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提出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绘画理论,并以自己"衰年变法"的勇气进行实践,把写意花鸟画推向了极致。在他的中国画中,写意精神的自由与具象形态的约束成为对立又统一完美的集合体。齐白石在他的写意花鸟作品中对于形和意关系的处理进行了完美的阐释。无论是在造型上,或是在笔墨、色彩、构图及创意上都独具风格,把中国画的意象审美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艺术语言摆脱了古人的程式,创作图式更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和复制,从而创立了既有传统核心精髓又赋予传统新内容的鲜明绘画风格。笔者试图通过对齐白石晚年变法对当代中国画的现实意义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能借鉴齐白石艺术的发展成就,从而使得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和建构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推进。     

声乐舞台“语言”的“诱惑”——论在舞台表演中声乐演唱语言的规范

在舞台表演中，声乐演唱语言占有重要的地位。文中从实际教学出发，对声乐基本功训练及舞台语言的基本规律在声乐演唱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强调了舞台语言在声乐演唱中的重要性。     

英诗汉译中意象的传达——以吕志鲁的《英语爱情名诗选译》为例

诗歌翻译的最大障碍,在于意象的传达。意象可以分为比喻性意象和非比喻性意象。对非比喻性意象,译者一般应严格地再现,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进行变通,可以增加意象,也可以用下义词或普通意象替代。比喻性意象如果具有独创性,则应尽量保留,如果具有文化色彩,不符合译入语习惯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则应灵活地加以变化。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论《致海伦》中文化意象的可译性——以中译本中的人名和地名翻译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来自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翻译家来说,要将源语作品忠实而又通顺流畅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并非易事,因为与源语语言功能相关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文化中往往找不到对应语,甚至不存在.诗歌中蕴涵文化意象的人名和地名是可译的,但是有局限性,相关的文化信息可以通过正译、释义、加注等方式得到补偿.     

论“是”与“在”的可互换性——以波埃修斯为例

在哲学家波埃修斯的文本中,拉丁文esse的各种形式与exsisto可以互换,being与existence可以互换,这消除了以往学术争论中的关于“存在”和“是”这两个译名的先入之见。波埃修斯承认希腊词eimi的多义性,他在其拉丁语著作中使用了多种方式来理解和表达希腊哲学遗留下来的eimi问题;他用esse来表达eimi的系动词含义,并用esse和exsisto两个语词来表示eimi的“存在”含义。用现代汉语对eimi进行翻译的正确办法不是以“是”为核心去创造一系列译名,并要求人们不要用“存”、“存在”,而应具体分析一词多义的eimi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然后根据不用的语境采用不同的译名。     

论当代先锋戏剧的创作实践——以孟京辉、林兆华为中心

8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以“舞台假定性”为起点开始了新长征。在先锋试验的潮流中,以林兆华、孟京辉的探索最引人注目。孟京辉戏剧大都得力于拼贴、戏仿手段的利用;林兆华的过人之处则是对剧本“第二主题”的深度挖掘。他们对“假定性”的独特理解,极大地丰富了舞台创作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