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的类型、特征及治理对策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征。村官腐败的类型主要有:侵吞国家利益;侵占集体利益;侵害村民利益;霸选、贿选干扰民主选举。村官腐败的主要特征有:案件面大量广;扶贫和民生领域案件高发;窝案、串案突出;"苍蝇式"腐败与"虎蝇型"腐败并存;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村官腐败有利益诱惑增大的现实原因,也有责任落实不力、监督机制不完善、惩治不力等体制机制原因。治理村官腐败,必须惩防并举。要加强对乡镇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村官"不易腐"的责任机制;强化对村官权力运行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村官"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村官"不敢腐"的惩治机制。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干部脱离行政权力结构,成为村民自治权力的重要行使者。现实中,村干部扮演着政府意志执行者、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三种重要社会角色,而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经常处于角色冲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在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腐败行为。目前,试图通过全面推进村干部"专职化"或者"公职化"来解决因社会角色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不现实。在承认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管用的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具体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     

论人情腐败预防体系的构建

治理人情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开展严厉惩处,同时应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思维,加强预防体系的构建。鉴于人情腐败的特殊性,只有从强化思想自律机制,健全监控机制体系,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着力,方能构筑起预防人情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惩防体系构建

构建村基层组织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惩防体系迫在眉睫。树立分类治理指导思想、增强县级监委力量、建立科学合理的查处机制、完善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等,可构建惩治体系;健全村基层组织人员监督体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对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管理、运用科技进行预防等,可构建预防体系。通过积极治理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可推进农村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研究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全球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发生,是当前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主张治理腐败,制度是根本,而制度建设要强调前馈控制。因此,要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以及完善制度实施机制,来共同构建预防腐败的严密制度体系。     

关于建立完善农村材级干部激励保唱机制的调查与思考——以广西部分地区村干部待遇状况为例

建立完善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落实村干部各项政治和生活待遇，不仅关系到农村干部队伍的稳定，更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因此，应探索建立财政补贴村干部工资报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离职补偿等制度，进一步落实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从体制上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社会保障问题。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陪伴式治理：乡村振兴中干部驻村的逻辑与回归

干部驻村是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引领性—主体性”二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驻村干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驻村任务的程度,取决于以朝夕相处为特征的陪伴式治理成效。若要实现陪伴式治理的理想成效,离不开驻村干部引领性和村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及二者整体合力的塑造。从陪伴式治理的驻村工作机制看,驻村干部只有借助融入机制、引导机制、参与机制以及培育机制,在完成自身从嵌入到融入转变的同时,充分激活和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在陪伴引领村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时,要始终注意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参与而不是代替;要始终注意驻村工作的核心价值是激活内生发展而不是依靠外生增长。唯有如此,驻村干部才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法治环境下海外追逃机制的完善

"十八大"至今,针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反腐的治理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加倚重制度反腐。贪腐罪犯的海外追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又一重要战场,建立科学、完善的追逃机制是海外追逃有效展开的前提。在我国深入开展治理腐败犯罪的背景下,现有的海外追逃机制虽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追逃效果不明显、海外追逃成功率过低、双边引渡条约缺乏、国内监管机制缺位等问题,亟待从多个方面予以改进。在加大境内反腐力度的同时,完善海外追逃机制,是反腐工作的应有之举。     

论大数据视阈下公职人员腐败治理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巩固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新形势下腐败形式更加隐蔽和复杂,对腐败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公职人员腐败既与其不易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和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形成的内动力有关,又与个别地区和部门监督失灵产生的外部条件有关。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海量数据消除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使用云计算破解他们的从众心理,通过数据结构的多样性分析解决外部监督不力的问题。构建完善的数据采集机制、规范的数据处理机制、合理的数据使用机制、有效的数据监管机制是实现腐败问题数据治理的有效路径。     

近几年来农村腐败呈现的新态势及其治理对策

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农村腐败呈现出一些新态势:腐败案件占比提高,涉案金额攀升;村"两委"一把手腐败占比提高,腐败主体泛化多元;扶贫、惠农、征地拆迁等成为新的腐败多发、易发重点领域;腐败形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更加隐性变异。农村腐败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村干部各项待遇偏低,心理失衡;监管乏力,权力寻租空间大;村民自治权运行不畅,民主管理水平低;惩治力度不够,腐败风险小;廉政教育存在短板,思想防线垮塌。治理农村腐败的对策主要包括:强化利益导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加强民主管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形成全面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廉政教育,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根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家族式腐败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近些年来,家族式腐败成为我国各种腐败行为中的典型类型,其危害巨大,影响极其恶劣。根据家族式腐败呈现出的特征,可将其分为共同受贿、权力荫庇、期权投资、编织网络等四种模式。从成因上看,家族式腐败是权力、心理、亲情、制度四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涵育廉洁家风、强化权力监督、管理利益冲突、完善廉政制度等途径,对家族式腐败进行有效治理。     

民主与腐败治理:一个经验研究综述

能够有效地治理腐败常常被认为是民主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但目前的经验研究表明民主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民主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够有效地治理腐败.民主的水平、民主的经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民主治理腐败的效果.本文在对民主与腐败治理关系的经验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民主治理腐败机制的一般解释框架.     

司法惩戒、制度保障与源头治理——新形势下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完善研究

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关系科教兴国和民族复兴。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惩处上,及时查处高校腐败案件,提高侦破概率,增强惩罚力度,剥夺非法利益,从而警诫潜在的行为人,达致"不敢腐";在制度上,力争消除现存制度弊端,健全权责一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制度,进而建章立制,实现"不能腐";在思想上,抵制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巩固思想教育的基础地位,以纪律和法律为重点、以师德教育为突破口来开展腐败治理的主题学习,因而提升抵制腐败的综合素质,达到"不想腐"。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