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评价听证程序研究

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听证会在我国行政管理模式中逐渐为政府所适用。但听证程序立法的缺失与不足,直接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行为的实施效果。从听证程序与环境行政决策关系人手,通过分析听证程序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提出改革听证程序类型、确定听证程序的拘束力和建立保障制度等建议。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听证会是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的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可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并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执行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当前我国听证制度的实践来看,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不仅影响了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还使公众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针对当前听证实践存在的问题,应该拓展听证制度的适用领域,强化听证在决策中的地位;规范听证程序,使听证透明、公正;建立听证代表补偿或激励机制以及独立听证人制度,保证听证双方主体的权利平等;确立案卷排他原则和建立听证回应机制,避免听证走过场。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价值模式和适用范围

行政程序在公正模式与效率模式之间有不同的选择,但行政听证程序却只有公正模式一种选择,而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公正模式则应为"初级公正"模式.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定范围狭窄,其应然范围应当拓宽;这种应然范围的拓宽,所遵循的思路是正式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宜窄不宜宽、非正式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宜宽不宜窄,这既符合国外、境外行政程序法发展趋势,又是我国行政听证"初级公正"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需要根据适用听证行为所涉及利益重大或者广泛与否,区别不同行为类型以及同一类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是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还是非正式听证程序.     

行为抑或利益——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考量

我国目前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已成事实,如何扩大行政听证的范围适应民主与法治的快速进步,学者进行了多种设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大陆法系国家根据行政行为性质和种类确定听证范围;另一个是英美法等国家从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益或权利的范围出发划定听证范围,值得借鉴。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与某项行政性决策有关方面的社会各方的利益表达和对决策的意见反馈,以便作出尽量合理的决策。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现行的行政听证制度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转换政府体制,树立民主程序观念,加快行政听证制度程序立法,则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必由之路。     

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

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紧迫性,但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尚有欠缺,相关立法也因分散、粗疏而未竟全功。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得依全局性、广泛性、长期性特征及人数、时空、成本标准做出认定和判断。因决策在本质上是个人思考的产物且关涉利益重大,故具有可责性。而问责事由的确定得宽紧适度、清晰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重大行政决策问责必须由法定问责主体遵循基本原则和程序,认定契合责任构成要件与否,并最终确定具体责任类型与承担方式,从而实现对相关决策者的问责。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及其责任范围

《侵权责任法》第六章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了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交通事故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应遵循完全赔偿原则和过失相抵规则,既要赔偿直接与间接财产利益损失,也要赔偿精神利益损失。     

完善行政决策听证的策略选择

目前,行政决策听证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听证的意义和价值开始为行政机关和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可。但在肯定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积极效果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行政决策听证在制度和程序上仍存在疏漏,对公众参与听证的保护还不到位,听证报告对政府决策也缺乏约束力。为此,文章在分析行政决策听证现存问题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策略。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土地权属争议的界定和调处

土地权属争议不同于其他涉地纠纷,依法由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调处在范围、主体、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必须与土地登记、土地确权和行政调解等相区别.在实际调处中,应遵循现有利益保护、从现实出发尊重历史和行政处理先行等原则.     

公众感知理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理论基础

行政决策听证作为行政听证制度的一种,它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英美国法系的正当程序理论和大陆法系的行政法治理论.我国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我国没有自然公正的历史远源,但借鉴了西方的听证制度的理论,同时提出公众感知的公众感知的公正理论作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作为协商性的行政听证--关于行政听证功能的另一种解读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与行政目的实现之间的张力,促使行政方式必须作出回应性的变革.行政听证在行政程序法上的确立便是这一行政法律制度变革的产物.行政听证所内含的协商功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架构内获得了充分展示的空间,通过沟通、透明、合意的方式,消解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使行政秩序产生持久性的稳定.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之民主性困境及突围

听证在行政决策中被立法者赋予了民主功能,然听证之听取意见功能定位决定其可提供的只能是公平感,难以承载民主价值;听证权之程序性权利取向也易造成公众在决策体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的角色断裂,进而使民主性失落。协商则有助于充实公众参与权、促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生成、促成平衡各方诉求的决策结构形成,使公众参与主体得到肯定与张扬,且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服务型政府建设及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协商方式在行政决策中的确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协商可修复失落的民主性,是走出行政决策民主性困境的有效方式。     

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在税务部门擅自扩大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在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时,必须坚持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一致的原则;坚持在同一个法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被告的原则;坚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税务行政诉讼被告自身的部门利益不可凌驾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上;坚持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利于行政诉讼整体健康发展的原则。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利益基础分析

听证是一种行政程序,在现代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政听证制度强调行政机关对各方利益的权衡,其利益基础是财产性权利的表述和公共性问题。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公民其实是博奕理论中的两个“囚徒”。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平衡利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铁路运营模式与公益性的宪政逻辑

铁路在承载服务经济职责的同时,还担负着实现公民迁徙自由、平等发展之基本人权的宪政价值。公益性是铁路运营的本质属性。铁路运输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运营价格决策不透明、票价偏高等问题。应建立并完善以价格听证为核心的铁路事业行政听证机制,衡平各主体之间的合法权益。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优益权探究

特许经营制是公用事业市场化的基本形式,为保障公共利益,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应当赋予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优益权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等原则。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应当通过目标规则、主体规则、内容规则等实体规则,以及特许经营合同的缔结、变更或解除等程序规则的设计,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优益权行使。     

论行政决策听证

行政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行政系统的基本要求之一,而行政听证制度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社会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个案听证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制度性的规定,但有关行政决策听证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极少数的法律而没有作为制度来肯定,基于此,我们对行政决策听证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程序构设等重要内容作了系统探讨.     

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的公众参与规则评析——以若干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文本为研究对象

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前提。目前,中央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缺失,更无具体的公众参与相关规则。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虽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些许规定,但总体上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忽视日常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且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和雷同。各地出台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存在公众行政决策启动权缺失、公众参与方式有限、听证制度回馈机制建立不足、决策后评估阶段公众参与规则匮乏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我们应认真梳理总结地方公众参与立法中的问题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