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

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依据世界各国最新刑法学说和立法体例制定的同时,对中国家族本位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进行改造并加以继承。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显示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些内容有向传统回归的表现。回顾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分析近代刑法继承中国传统法的特点与学理,固有传统法制在近代的转换或许可以留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困境与出路：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完善我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构建安全生产法律体系重要条件和基础。在此通过对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分析总结出该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提出完善立法、建立相关的衔接工作机制和加大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力度等建议,并对《安全生产法》中涉及的罪与罚作了简要分析。     

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行政执法不仅能够节约刑事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刑事司法的开展。环境刑事司法在相对减少环境行政执法的同时,也对其发挥着有效的监督作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预防和打击环境违法和犯罪行为至关重要。当前,环保立法衔接不足、证据转化存在困难、行政执法监督难以落实均阻碍着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为此,必须从健全刑事立法规定、健立证据转化规则、充分发挥检察监督权等方面进行完善。     

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研究——《罗马规约》与中国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呼声见涨,如何实现中国刑法与《罗马规约》的协调已成为当下我们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是直接影响刑事责任有无和大小的重要因素,因而《罗马规约》用几个条文对其做了系统和明确的规定,而在我国刑法中,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的规定则分散规定在不同的章节中,不仅系统性和明确性不够,而且有些内容与《罗马规约》的精神亦不尽一致。毫无疑问,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如何适用、其涵盖的范围如何都直接影响刑法的效力范围和适用效果。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对全面贯彻《罗马规约》精神,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以国际刑法的二重性为线索,综合大陆刑法与英美刑法的法律观念合理确定排除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范围。并以此为前提,通过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努力实现我国刑法与《罗马规约》的协调。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若干修改建议

历时三年的《电子商务法(草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然其范围和体例、内容及用语与表达尚存在很多不足与问题.《草案》应将电子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及监管等作为立法的重点,删除快递物流等就电子商务法而言无特殊性的内容,充分考虑与其他立法的协调和衔接,确立媒介中立、技术中立等符合高度性、普适性及特殊性的立法原则,制定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及可行性的具体内容,并要避免立法术语和表述方面的错误.     

食品安全权益刑法保障研究——以两高涉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为视角

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日趋严峻的形势下,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严惩食品安全犯罪,通过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量刑标准以及统一法律适用等有关刑事立法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但纵观我国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往往是以事后应对为主,适用范围过窄的同时,对食品安全的事前风险预防性未予全面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困境。文章主要试就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略述已见,以期促进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健全。     

食品添加剂领域失范行为的刑事限制研究

食品添加剂一直在现代食品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发生在食品添加剂领域的各种失范行为已严重危及到公众健康的安全。文章通过对现有食品添加剂领域失范行为刑事规制不力的分析,认为正视此类犯罪行为的特殊属性,引入风险刑法的归责理论,在立法技术上进行有益探索,完善规制食品添加剂领域犯罪的立法体系,根据《食品安全法》增设相应罪名,并明确不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是必要之举。     

新疆反恐的国际合作与法律适用

恐怖主义是人民的公敌,反恐应对需要全球合作。中国新疆的反恐工作是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议题,目前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局面可控。新疆的反恐工作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坚持实行法治反恐;通过完善刑罚程序,制定反恐案件的特别刑事程序;合理解释刑法反恐条款的规范内容,并协调与《反恐怖主义法》的适用规则;实现国内立法、国际立法的有机衔接,强化国际反恐合作;增强情报预警,打防结合。只有将反恐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才能为新疆乃至全国性的反恐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食品安全权益的刑法保障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人们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对大众造成了巨大影响,因而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公众热议之中心。文章通过回顾我国新发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试就如何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以更好地实现食品安全权益的保障展开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立法中的实体内容与刑法理论及刑事立法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既有刑事和解概念和范围的冲突,也有法律效力的冲突,这些冲突妨碍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为了保障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应对刑法进行修正,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作为定罪量刑和行刑的情节,形成刑事一体化的刑事和解立法体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刑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划定不清、行政处罚与刑事措施混用等行刑衔接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法与刑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以及行为方式等实体内容上存在立法脱节;二是案件监管移送、证据转化及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则缺乏协同。为保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良好行刑衔接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建立刑事法与前置行政法规范的协调衔接体系。在实体衔接层面,要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两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分级标准以及不法行为要素的联系协调,合理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边界。在程序衔接层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细化案件的双向衔接程序,规范证据转化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协同功能。     

论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的完善——基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与不明确之处,使得有案难移、以罚代刑、“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争议以及一事二罚等衔接实践中的困境依然存在。考虑到税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项程序在目的、处罚的理由和种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构成条件、证据、认定的结果方面存在差异,确立明确两项程序相互独立的双轨制有着必要性,并可作为平衡“刑事优先”和“先行后刑”冲突立场的选择。同时,又因对现行税收行刑衔接相关规则具有包容性以及来自意大利税收行刑衔接相关立法的借鉴,双轨制也有着可行性。为完善税收行刑衔接立法,增加法的确定性和明确性,税收征管法应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确立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两项程序的关联,包括优先考虑以报告义务替换移交义务以及确保实体的一事不二罚和特定情况下的行刑并罚,同时在必要的方面增强税收违法行为行刑界定、处罚范围的一致性。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刑法立法解释

随着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刑法解释已不仅仅是刑法学术领域的独有命题,也是刑事领域的实践命题,其中刑法立法解释穿行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刑法立法权与刑法解释权之间,不同解释立场、不同解释目标的存在加强了刑法立法解释的取向多元化、功能复杂化,在此种格局中对刑法的立法解释进行刑事政策立场下的考量亦成为可行的路径,研究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互动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利于刑法适用的明晰和刑法原则的统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看人民检察院职权的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经历了单一环节的衔接和全面衔接两个发展阶段,但目前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各地采用联合发文的形式为其提供依据,但这种形式存在固有缺陷。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将行政执法活动纳入到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以内,成为当前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关键所在。     

论偷税罪的法律修正——以《刑法修正案(七)》为出发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将偷税罪的犯罪手段概括化、本质化,对偷税犯罪与量刑区间作了清晰的表述,增加了一条全新的"除罪条款"。笔者认为,新增的"除罪条款"值得探讨,而且这种行政化的处理必将导致偷税案件处理的改变,尤其是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之处,实践中往往存在各地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本文试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从德普案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性及对策

虽然我国在立法方面对商业贿赂行为已有禁止性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专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措施力度不够;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这就导致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手段单一,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立法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健立健全财会信用制主,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赋予行政部门相应取权,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处力度;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