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及对南亚合作的启示

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文章借鉴其经验,指出中国与南亚合作可以从加强交流,提高互信,高层持续注入政治支持;加强与南亚区域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建立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共同搭建合作平台;设立中国-南亚互联互通合作基金,推动重点合作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国家间合作;扩大对南亚经贸合作等六个方面加以推进与建设.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价值

中国—东盟博览会撑起中国与东盟共享商机的合作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信息平台,促进信息互通共享与合作开发,使之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风向标”;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贸易平台,促进市场对接与开发,带动中国与东盟区域贸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平台,促进区域内资本自由流动,增强对区域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钻石十年”的构建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开创了"黄金十年",但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交流对象重点不突出、缺乏文化产业品牌等问题。为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钻石十年",应注重平衡发展,以东盟各国的发展实际为基础,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合作战略;注重文化品牌培育,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西南、华南省区的桥梁作用,以线带面推动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注重平台建设,搭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     

面向东盟的国际型物流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需求的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启动,产生巨大的物流需求,急需面向东盟的国际型物流人才。通过阐释国际型物流人才的特质及其培养模式的内涵要求,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及其物流人才的需求,分析当前北部湾地区国际型物流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面向东盟的国际型物流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双方经贸规模逐年扩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愈发频繁,由此衍生出跨国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和东盟在社会保障领域开展合作以保障跨国劳工社会保障权益,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当前,中国和东盟跨境劳工社会保障需求强烈,各国已有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也具备实践基础,但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仍面临着劳动力跨国就业的非正规性和社会保障的非便携性、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较大、受利益壁垒阻隔、东盟组织机构的协调能力有限等制约因素。对此,可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构建完善的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协定,建立多种渠道的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机制,健全劳动力跨境流动的合作机制及配套服务,从而构建中国—东盟社会保障合作机制。     

“泛珠-东盟”旅游合作的发展对策研究

“泛珠三角”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在建设“无障碍旅游区”的过程中,应顺应建立更为密切的中国—东盟合作的发展趋势,发挥自身与东盟旅游合作的优势,利用与东盟旅游合作的制度安排的多样性以及旅游合作中的机遇、机制和平台的多重性特点,开展与东盟的旅游合作对接,建设“泛珠三角—东盟旅游经济圈”,将“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中国—东盟旅游经济圈”的桥梁和枢纽。     

TRIPS协议下中国—东盟地理标志保护及其合作研究

中国与东盟在地理标志领域加强保护与合作符合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TRIPS协议为中国—东盟地理标志保护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可考虑在TRIPS协议框架下,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原有地理标志保护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地理标志保护合作机制,核心内容包括将中国—东盟博览会作为地理标志保护成果的展示平台,举办地理标志保护专题研讨和论坛,建立地理标志保真溯源平台,建立中国—东盟地理标志保护注册体系。     

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成功应归因于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机制,这一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了有关交通运输合作的实施机制、合作条约、会议论坛、专门组织机构、渐进的合作模式等等.然而,这一机制也存在缺陷,需双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机制为自由贸易区合作法治化进程提供了现实的范本,值得借鉴推广.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中国与东盟需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而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呈现出多边、双边、国家间三种类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法律规范文件尚待完善、行为主体亟待丰富、工作机制需要健全、国际化专门人才储备有待加强、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亟须强化等现实问题。为此,应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通过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法律文件、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专门主体、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人才储备、轮流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议题等措施,促使中国与东盟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形成合力,提升双方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效能。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结构特征与韧性演化

引入旅游能级概念,修正万有引力模型,选取中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测度中国—东盟各国间的旅游合作联系,刻画其合作网络,并利用中心度、网络结构洞等指标与技术系统分析网络结构特征,利用鲁棒性、传输性、聚集性、层级性、匹配性以及障碍因子诊断、网络中断模拟等指标与技术系统综合评估网络结构韧性,结果显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呈现多向化、密集化、纵深化发展趋势,中国逐渐承担起网络中的核心角色,扮演“媒介”作用,而且中断模拟显示2013年后网络结构韧性始终受中国失效影响最大,中国对于网络结构韧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整体结构较为不稳定,网络鲁棒性较弱,抵抗外界干扰与风险侵袭能力较差。为加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系网络建设,应坚持全面协调发展,提升合作密度;注重角色分工,强化示范效应;强化分类提升,增强结构韧性。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的现状与对策思考——基于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视角的分析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对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要求的层次更高、内容更丰富、措施更具体、参与意识更强。发展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的合理策略是重组旅游产品、与东盟国家进行有差别的合作、加大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快建立旅游法制体系和建立跨区域的旅游大型集团企业。     

论中国-东盟区域性合作发展的文化根基

共同的文化根基是促进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是构筑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思想共核；大量“同源异流”跨境民族的存在是延续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重要保障；语言文字的“共性”是巩固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重要载体；华人“南移”所构成的“大华人”生活圈是发展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现实基础。促进中国—东盟区域性合作的发展，我们必须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省国际教育发展审视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成为双方合作的新热点。海南省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联系的枢纽在教育国际合作中既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同时又面临多重挑战,因此需要统一认识、找准定位、健全机制、主动出击,全力打造中国-东盟教育文化交流基地。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我国港口航运业发展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

借助Johansen协整检验法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技术分析中国—东盟贸易额与我国沿海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及远洋运输船舶运输净载重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港口和海运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更加高效的港口条件和海上运输条件,加强中国同东盟的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同东盟的经贸关系;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深化也为我国沿海港口建设、航运业发展扩大了空间,起到了协同带动作用,为中国与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夯实经济基础。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