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的“儒法分野”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分别采取"法古"与"变古"的不同历史观,提出了"礼治"与"法治"的不同政治法律替代方案,选择了"德"与"刑"的不同治理手段,进而在形成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儒法分野"的同时,也型塑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脉络。     

“道法自然”与“德及微命”——道家道教伦理思想的生态—生命向度

道家道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其中,"道法自然"的思维模式和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观念,以及"德及微命"、珍视平等的价值观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生态学意义,同时为解决全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

隐逸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隐逸思想历史悠久、来源复杂。《周易》导源于前,儒、道各具自成体系的阐发。儒家强调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追求的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两者既对立,又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隐逸文化的坚实大厦。     

试论屈原的生死观及与儒、道两家之异同

屈原的生死观是彻底积极的。他以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理想,对待一切,连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的生死观的基础是情感,是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和人民的挚爱、对美的至爱。就现实生活而言,就民族生存而论,儒家、道家、屈原的三种生死观念都是不可缺少的。儒家的殉道,主要是理性的判断,是在死亡迫近、道义与死亡二者不可得兼时的一种被动选择;道家则视维护自然生命为天责,坚决反对为功名利禄而戕害生命;屈原则要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里,让死亡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与儒家、道家相比,屈原未能在日常生活中为个人提供深刻实用的生存智慧,但他建构了彻底积极的生死观,将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追求与个体炽热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继承了上古神话的传统,突破了自然对生死的规定性,实现了精神与意志的永恒,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之魂!     

先秦儒、道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不利影响

自然规律的存在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承认科学研究的价值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先秦儒、道思想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局限、对认知自然奥秘信心的缺乏和对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否认,对科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先秦道家“道—德”形而上学初论

先秦道家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原。但只有这个“道”本还不行,因为“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它理所当然要体现于天地万物,否则就会干涸窒息。这就涉及“德”的问题。老子讲“朴散则为器”“失道而后德”,庄子讲“道德”,这就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认识道家这种“道—德”本体论,对把握和发掘道家的深邃思想有重要意义。     

“主德”与“偏材”:《人物志》理论主题新探

《人物志》的理论主题是研究帝国领导班子的建设,即从不同角度探讨“主德”(君主)与“偏材”(人臣)在体质、性格、能力和任职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从体貌、言谈、行为等方面鉴别他们.尽管领导班子存在“英雄”型创业人才系统与“中和”型人才系统两种形式,但其领袖人物的素质都是中和均衡,故能以客观公正之心顺应人才规律,无为无不为.《人物志》属于黄老道家管理哲学在人才领域的具体运用,对中国现代人才管理,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王霸分张与儒法争流——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可以发现,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儒家“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德论分化背后的名言问题——兼论道法转关过程中的“德—势”脉络

从西周敬德理念到儒家德治理论,“德”的可言说性愈发突显,儒家德论中施仁、教化、贤治诸说皆依赖“名”为基础。老子德论则有意强调玄德“无名”的特质：作为保障万物、百姓自然发展的玄德,有功而不立德名、浑朴而难以名状,玄德无名故要靠直觉来把握。“德”概念含心与行两端,直觉则相应有省察内心与体验外物二途,是以老子德论分化为重内的庄子与重外的慎子两派。庄子通过“丧我”而直觉内心本有天真、自然,这种保障自然的心境便是德。慎到则基于体验外物的直觉,将自为自利的人之常情理解为自然,君主以权势驱动百姓自利自为之行,这种保障自然的做法亦可视为道家意义上的德。慎到尊势是老子玄德理论的合理推演,这一演进脉络以反思儒家可名之德为主线,并对道法转关、老韩同传等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道法自然”与道家生态观

我国古代道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整体观、生态和谐观、适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

北宋时期儒、道学术会通论盛行一时,它肯定儒、道二家存在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继承并超越了魏晋玄学道体儒用的会通模式,认识到儒、道二家各有其体、用,在本体论上会通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自然,在政治思想上会通儒家的礼乐刑政与道家的清净无为。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缺陷。     

儒、释、道的“三农”观比较研究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三农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三家的"三农"思想及其实践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解决我国新形势下出现的三农问题,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道法自然”与生态旅游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 ,使人们渴望回归自然 ,以缓解紧张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这两方面都与我国的道家思想有极为相似之处。运用道家的思想促进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这与 2 1世纪的旅游业发展观是一致的。     

论先秦两汉中国法制观的儒法之争

先秦两汉是中国法制观产生的初期,在学术思想界影响巨大的儒家与法家的法制观及其激烈相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然而,儒法两家的哲学基础不同,其法制观也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相互对立之中又有某些统一,最终确立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儒家化道路。     

从大实践的境域看儒家思想——兼论儒、道、墨的异同与互补

儒家"以人意相存问",将做人及其内涵宗法伦理情感、规范形而上学化,让自然与社会历史服从宗法伦理秩序,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大实践的境域诉求。走出儒、道、墨各自的形而上学窠臼,走向大实践的境域,则儒家的"相濡以沫"与道家的自然逍遥,儒家的"以己养鸟"、道家的"以鸟养鸟"以及墨家的"以社会养鸟"都是互补的。儒家的有为、力行与道家的无为、不争,在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融贯互生的境域中也是统一的。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