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分化与阶级分化——毛泽东《寻乌调查》研究

毛泽东作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揭示了寻乌县的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状况,它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乡村调查之一,又是一个革命先驱者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成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所调查的寻乌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江西寻乌与浙江松阳石仓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传统时代,中国东南地区有着相似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国近代乡村的演变,是产业分化与人口分化这两种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基础之所以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就是因为乡村积聚了足够多的破坏性力量.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首先在乡村而不在城市,原因也在这里.以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城市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农村的颓败,却释放了乡村中的破坏性能量.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时代新篇——"新时代再调查"系列调研报告之三

寻乌调查是我们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进行的规模最大、资料最详细、内容最丰富的一次调查研究.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本文借鉴毛泽东同志当年开展寻乌调查的调研方式,开展"新时代寻乌再调查",全面总结寻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柑橘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深入剖析当前寻乌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为当前寻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本文总结了此次调研对做好新时代统计调查工作的三点启示,即在新时代的统计调查工作中应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在美国

毛泽东1930年5月作寻乌调查的住址,原是美国耶稣教传教士兼医生雪莱·鲍斯费尔德（Snow-down Bousefied）的住宅和医院所在地。     

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民间组织：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

民间组织体现着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生产车间”，创造和再生社会资本是民间组织的固有功能。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强化公民信任、促进公民合作、“编织”良好的社会网络是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创建功能的外在显现，体现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伦理价值。     

茅盾的"秘书意识"初探

在对茅盾的研究中 ,论者注意到了他对政治的热衷、对真实感和理性的执著追求 ,并部分地指出了造成这些特点的现实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茅盾的社会活动 (包括文学活动 )的重新梳理 ,揭示了影响其思想及创作的深层个性心理中的“秘书意识” ,并初步分析其成因及影响 ,为理解作家的创作及人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两课"素质教育探索与实践

改进与创新"两课"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是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和教学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精心设计制定的素质教育方案,以多种实践活动为载体,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的实践环节中实施素质教育,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和成果.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原生态”的抒写——论茅盾文革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文革”十年，茅盾在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情况下创作了二十余首旧体诗词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些“原生态”的写作对于作家本人及文学史研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潜在写作”在“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文章试图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角度,粗浅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区别

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但他们在哲学上又是有区别的 ,“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是他们在哲学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区别。由于认识论上的不同 ,导致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从而在国家建设思想上、方针政策的运用上产生了巨大差别。     

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的解读

文章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的特点,如科学性、针对性、导向性和系统性等,并对教材的主要内容做了全面介绍,同时深入分析了教材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从"一国两制"看马克思主义的品质

江泽民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品质概括为"与时俱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伟大旗帜,实际上坚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其途径只有一条,即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仅是我国和平统一台湾的惟一途径,更为其他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关于林彪研究的几个问题

林彪未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林彪与毛泽东相识于1 92 8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之间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林彪一再要求去陕南打游击,是其右倾悲观情绪在新形势下的反复;毛泽东举荐林彪当红军大学校长,并不是对林彪的“惩罚”,而是对林彪的信任和器重;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与林彪是师生、战友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俩的关系,与其说是“亲密合作”,不如说是各自政治上的需要。